香港是否已經玩完？這是近期新聞的一個熱點。在此我並非嘗試回答這問題，而是想進一步思索：除了耳熟能詳的政治因素外，香港的可能失敗，是否還涉及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
眾所周知，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世界政治體制可以分為：城邦、民族國家和帝國三大類型。在所謂的「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這一制當然脫胎自城邦；過去十年爭論不休的本土思潮，多少亦與城邦政治的想像有關。至於中國大陸那一制的屬性？……這倒並非今天探討的重點！
「火車頭拉動火車卡，非火車卡推動火車頭」
今天探討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正如我以往曾多次引述Jane Jacobs的經典著作：《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台譯《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城市，是經濟發展的溫床》）以及《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打從根本推翻過去人們對城市（或城邦）經濟的理解。Jacobs指出，並非由於周邊腹地的發展，孕育出中心城市的繁榮；而是反轉過來：因為城市先發展起來，才會帶動腹地的繁榮。
套用一個粗糙但顯淺的比喻：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腹地只是火車卡；是火車頭在拉動火車卡，並非火車卡在推動火車頭。
基於這個基本原則，Jacobs遂進一步將位處邊陲的新興城市的經濟視野，描向遙遠那些更大型、成熟和位居中心的舊都會區，並按此提出「取代進口」（import replacement）的重要理論。正如我在《僭建都市》（2013）一書中曾引述，成功的新興城市首先會從舊都會區進口產品，然後學習進行本地生產；隨著本地生產的規模擴大，本地生產逐漸取代進口產品，甚至有力開始出口產品至舊都會區；取代進口迸發出巨大的乘數效應，激發新創意和新產品源源不絕的湧現。由此多元、開放和兼容並包的新興城市，方能在城市和都會的階梯逐步拾級而上。
這裡尚涉及另一個頗具顛覆性的觀點：即使是出口貿易導向的城市，也不能只一味迎合出口市場的訂單；它反而應該先從內需著眼，創造得到本地市場認同的新產品；久而久之，「有麝自然香」，外國賣家自然會聞風而至；在舊都會區受歡迎的成功產品，自然亦會擴散到腹地或其他保守落後地區，根本毋須刻意硬銷。但凡成功的出口貿易城市，必然並不屈從於既定的舊需求，反而應主動創造出新的需求。
上述Jacobs的簡單理論，已經充分地說明：為何在1997前的二、三十年，香港以歐美（都會區）為主要貿易夥伴，取得了奇蹟般的成就；然而到了1997後（特別是2003年後），主要以大中華、一帶一路為新方向……這倒並非今天探討的重點！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討論並不涉及政治或意識形態因素。貿易夥伴來自民主抑或威權體制，與這個理論並沒有太大關係。
「假如國家不能正常運作，城市也不能」
當下在讀Mario Polèse的《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Cities: Why Nations Matter》（2019），剛好出版於Jacobs經典的半個世紀之後，可說是個相當適時的補充。正如書名已經開宗明義指出，相對於城市或城邦經濟的火車頭，民族國家或帝國等便屬於它的腹地和火車卡——儘管國家腹地無力推動城市的成功，但卻絕對有力拖累城市的失敗。
Polèse明白無誤的結論是：假如國家不能正常運作，城市也不能（If the nation doesn’t work, cities won’t.）。在初始的階段，獲益於遠離官方視野的自由放任，邊陲的新興城市變得多元、開放和兼容並包；但隨著城市累積的成就和財富與日俱增，意欲分一杯羹的精英和群眾將聞風而至——不但腹地的人口將湧入城市和都會，尋找脫貧致富的機遇；期望從中上下其手的政經權貴，亦會致力把財富圈定在自己的口袋中。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同樣不涉及政治或意識形態因素，因為即使在民主自由的國度，權傾朝野的權貴同樣觸目皆是。
到了往後的階段，一座城市成敗的關鍵因素遂變成：它仍能否維持透明和公平的遊戲規則、仍能否兼容新創意和新產品的出現、能否平衡不同階層和背景市民的利益、能否延續人性化的城市規劃和空間配置、能否保持原有的多元、開放和活力。凡此種種，皆左右到一座城市能否延續競爭力。而作為銅幣的另一面，則涉及城市是否存在壟斷政經權力的權貴，力謀通過政經體制取得凌駕性的優勢，甚至一手將會下金蛋的鵝扼殺。
當上述正面因素不斷萎縮，負面因素同步不斷累積，自會形成每況愈下的惡性循環。久而久之，城市的韌性和適應力難免不斷削弱，像恐龍般變成蹣跚臃腫的過期物種。至此有價值的人才和產業不斷流失，相反投機取巧分子將會充斥；社會隔閡和貧富差距將不斷擴大，備受剝削的階層構成不穩定的溫床；城市不但無法再拉動腹地的進步，反而愈益重投它保守落後的懷抱，直至原有的都會獨特性消失殆盡為止。其他位處邊陲的新興城市取而代之。
從這個角度，新加坡是當代絕無僅有的、能獨立於國家腹地的城市或城邦經濟。儘管它完全談不上自由民主，但畢竟政經權貴得到有效的約制，自始至終保持多元、開放和活力，不同社會階層則維持強大的向心力。它完全毋須服務於國家腹地的政治任務，自始至終以位居國際都會區為標杆。以往人們總會拿香港和新加坡作比較；至於以後？應該不必了吧！
上述理論未免過於簡單？確實如此；但簡潔而具有強大說明能力的理論，勝過那些故弄玄虛的主流經濟學，物以罕為貴。
延伸閱讀：關於Jane Jacobs對主流經濟學的巨大影響，詳見《經濟學？講呢啲！》（2022），第六章：「城市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