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出版𣈱銷名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2012）和《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2019）的麻省理工教授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剛在2023年5月聯同Simon Johnson出版了《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一書。

刻下人工智能的驚人發展成為全球熱話，ChatGPT象徵著人類歷史的大轉折，早前我已分別出版《敵托邦：智能革命下的四種人類未來》（2022）和《崩潰與重建：ChatGPT衝擊下的人類未來》（筆名韓江雪，2023）二書。現時對照艾塞默魯的論點，不但進一步開拓對相關問題的視野，同時亦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Power and Progress》雖是厚達500頁的重量級著作，但讀來卻相當淺白易懂。作為全球知名經濟學家的艾塞默魯開宗明義指出，主流經濟學長期存在根本的謬誤，在於盲目相信科技在提高生產力之餘，定能提升勞工需求和整體工資水平（類似香港人心照不宣的「滴漏效應」）。但事實是科技能增加或減少聘用勞工、提升或壓抑工資水平，全視乎科技和產業精英的願景，以及當時的政治博奕及體制環境而定。

作者首先引用十九世紀法國雷賽布伯爵的例子。他以狂人式的開創性眼光、排除萬難把蘇伊士運河建成；但把同一模式套用於巴拿馬運河時，他卻遇到了災難性的後果，令計劃被迫擱置下來。這例子充分說明並非技術本身，而是應用科技的世界觀、願景和模式，才最具決定性的影響。作者進而採用大量篇幅，解釋為何個別領袖人物展現非凡魅力，能將不可能的任務變成可能，又是在什麼政治和體制條件下成就功業。

這個重視主體行動者的理論取向，難免讓人想到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Shiller，無論在早年提出的「非理性亢奮」（irrational exuberance），或近年探討的「敍事經濟學」(narrative economics)，皆力陳經濟行為的非理性或不理性（non-rational）一面，反映一種反科學、反權威， 又或可稱為「後真相」的經濟觀。編故事、「吹水」和「作秀」的能力，被視為權力與財富的主要泉源。

回到《Power and Progress》，作者進而列舉歷史上各種科技革命的案例，在此無法一一詳述。惟不同案例皆指向一個相近的命題：那些超凡脫俗的權貴精英提出的科技願景，固然皆令人深信是引領未來的指路明燈；但有些願景只惠及小撮特權階級，有些願景則兼融多數人的利益。就正如前述勞工市場的例子，同一種科技既可能用於剝削工人，亦大有可能用於為工人賦權，往往只存乎一念之間。

由此而言，我們亦甚值得將《Power and Progress》，與當代同樣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的《Capital and Ideology》（2020）對讀，兩書的封面設計更是驚人地相似（見圖）。後者早已明白無誤地指出，不平等體制並非科技和資源性的，而是意識形態和政治性的 。每個社會皆試圖為不平等提供理據，從而建立和維繫特定的體制秩序。

上述討論，對當下智能革命帶來什麼啟示呢？正如艾塞默魯在書中第8章指出，資訊科技曾一度帶來解放人類的期許，但造成工序流程的自動化和供應鏈的離岸化，卻大大削弱了工人的議價能力。資訊科技促成所謂「全球化」的趨勢，主流經濟學家所吹捧「世界是平的」，結果是跨國企業權力無限膨漲，全球各地貧富懸殊嚴重加劇。

第9章進一步聚焦當下的智能革命，它將更多非常規化、繁複多變的工序，毋須假手於人便能自動完成，意味高學歷、高技術工種亦面臨威脅。然而正如作者指出，「人工智能」作為電腦堪比人腦的一個比喻，本身已大大貶低了人類智慧的範疇和意義，強化了機器彷如嶄新生命體的迷思。事實是勞工在舖天蓋地的智能監控下，被迫臣服於某種神秘的、黑箱式的運作規律，活生生的人被矮化成智能系統中的螺絲釘。

正如我在兩本新作中曾指出，當代依賴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的人工智能，乃是通過智能監控對個人數據予取予携。電腦本身其實並不具備什麼「智力」，它只是集思廣益地挪用了大家的集體智慧，由此引伸出「數據產權」（data ownership）誰屬的根本問題——主流經濟學家總是對私有產權推崇備至，怎麼就是對數據產權的問題噤若寒蟬呢？

到了第10章，作者則將討論延伸至政治領域，指出智能監控不但改變了生產工序流程，更力圖規訓人的思想和生活習慣。運算程式掌握人們的一言一行，甚至洞悉每人的所思所想，並以此為基礎反饋度身訂造的訊息（包括虛假訊息），進而操控所有人的行為模式。而這個例子亦最能清晰說明，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權貴精英的取態才最關鍵。

同樣如我在兩本新作中提到，以往強人政治仍需依賴臃腫的官僚架構，又或龐大的黨國機器來支撐，涉及巨大的內部交易成本（或稱政治鬥爭）。但現時政治權貴卻受惠於智能革命，藉以奠定高度集權化和集體化的管治基礎。在監控科技和運算程式的突飛猛進之下，少數權貴階級已能駕馭大量人口，甚至清楚洞悉每一個人的所思所想，打造操控人民行為模式的威權以至極權國度。

最後在第11章，作者則回顧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權貴精英和普羅階層的權力平衡，如何直接影響到科技應用的願景和模式。對此勞工組織、輿論監督和社區運動等，皆曾對科技「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和伴隨而來的體制改革影響深遠。書末亦觸及數據產權的提案，作者指出用戶大可組成聯盟，與科網企業進行「集體談判」，從而保護其作為數據擁有者的權益。

無論如何，《Power and Progress》一貫始終強調，科技絕不存在單一命定的發展方向，更非經濟學家口中的金科玉律，那只是不同群體博弈互動的偶合結果。歷史趨勢總有其多變和可變性，全視乎人類如何集體塑造，這正好和我兩本新作的立論互相呼應。

看罷艾塞默魯的新作後，令我愈來愈有理由相信：其他主流經濟學家的主張，基本上都是在給權貴擦屁股，與普遍人的利益背道而馳，他們絕對是一班該死的無恥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