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價值仍未過時嗎?(系列之二)

《十七歲的帝國》尤其令我感到興趣的是,故事中Utopi-AI並沒有被少數權貴精英把持,反而能繞過自由民主體制常見的議會政治和官僚架構,直接訴諸民意作為決策的基礎——高高在上的超級電腦並不一定背叛普羅大眾,科技讀心術仍被用作服務市民的利益,人工智能依然能夠遵行人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原則——全視乎人的意願和制度的設計而已。 

根據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1991)的經典論述,全球第一波民主化自十九世紀初緩慢展開,第二波在廿世紀中葉,伴隨二戰後的民族獨立浪潮而來,第三波則出現於廿世紀後期,特別是1989年「蘇東波」的前後。總的來說,自由民主被認為是現代人類歷史的大方向。

然而踏入廿一世紀,全球卻經歷了顯著的民主退潮。在俄羅斯、土耳其和一些中東歐國家,威權統治均重新冒起;覆蓋面甚廣的「阿拉伯之春」,最終卻帶了不少政局混亂的狀況,甚或出現如敍利亞內戰般的人道悲劇;在泰國、孟加拉和緬甸等亞洲國家,民主發展亦經歷了不少波折。

但最為關鍵的是,歐美等傳統自由民主國家亦未能獨善其身。金融化和離岸化的經濟活動,加上零散化和去技術化的就業環境,令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徹底瓦解,傳統政黨的選民基礎不斷流失,左右翼政黨輪替的穩定局面一去不返。包括威權民粹主義在內的極端政治主張,迅速建立廣泛的民意基礎,並構成了強人政治滋長的溫床。

歸根結底,問題未必出在智能革命或民粹主義本身,而在於傳統代議式的自由民主體制,特別是議會民主和政黨政治的操作,仍能否面對當下嶄新的社會經濟挑戰。傳統自由民主體制失效造成的政治真空,正是民粹主義乘時冒現的主要成因。假如威權民粹只是基於對過往美好日子的追憶,則擁抱民主體制的反民粹主義者,很可能亦是活在既有的狹隘世界觀裡,無視僵化和低效制度的不可持續性。

當代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存在兩大根本缺陷,人們總是完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其一是它只強調政治民主,無視更廣泛生活層面上的社會及經濟民主、參與和賦權。其二是它只強調人們作為消極公民,把權力付託給政客和代議式的間接民主,卻無視積極公民更具參與性和商議式的直接民主。

在欠缺這兩大面向之下,資本主義的(包括由網絡平台衍生的)掠奪剝削完全不受制衡,政府只有在所謂「市場失效」時才作極有限度介入。議會政治則讓人覺得距離十分遙遠,無法令人感受到作為政治主體的自信和尊嚴。兩者意味經濟和政治權力皆由權貴階層高度壟斷,普羅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得不到起碼保障。

正如德國國際關係學者Yascha Mounk在《The 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2018)中指出,人們太習慣地認定自由和民主必然並存。但事實上,現實中以市場力量呈現的自由,正愈來愈偏離民主問責的要求。政治體制淪為權貴既得利益的工具,一般公民難以感受到其意願真正得到反映。

相反在愈來愈多的西方民主國家,則充斥著損害自由和人權的威權民粹主義,「憤怒的選民」愈益靠向極端的政治主張,通過選票來渲泄他們對建制的不滿。自由民主體制正面對著難以調和的內在矛盾,自啟蒙運動建立的現代政治基石陷入空前危機,但現階段卻並不存在可行的替代方案。(待續)

支持自由 支持民主+
+自由民主體制反自由的民主
反民主的自由威權獨裁

當代的自由主義與民主

圖表來源:Yascha Mounk (2018)

圖片來源:《十七歲的帝國》(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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