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
從共同生產到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的創造潛力
在近年「共同生產」的政策新趨勢下，參與式規劃和參與式預算等政策工具漸次普及，直接民主和商議式民主的實驗此起彼落。儘管香港作為一個民主發展步履蹣跚的社會，惟在社區層面仍存在眾多積極自發的嘗試，具有相當顯著的「共同生產」特質。特別是在過去十年新興的保育運動驅動下，社區層面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作為推動政策革新的動力實不容忽視。
其中較為重要的歷史里程碑，當數2007年灣仔的囍帖街事件，以及其後衍生聖雅各福群會的藍屋保育計劃；然後是2010年八鄉的保衛菜園村事件，衍生其後的復村計劃，以及新成立的土地正義聯盟。在兩次事件均扮演重要角色的陳允中博士，乃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華僑，在台北大學城鄉所就讀，來港教書後遂把「社區營造」（place making）的概念引入本地。
此際香港的其他民間團體，亦遂步增加介入社區和公共空間的議題，例如關綜聯和社區發展陣線關注的墟市和街市議題，由排檔火災衍生的改善工程，深水埗棚仔布販市場的拆遷及重置討論；繼藍屋之後在土瓜灣衍生的土家故事館，中環街市和尖沙咀海濱活化計劃的爭議，以至不少活化古蹟計劃如薄扶林牛奶公司、粉嶺聯和市場等；此外，還有西營盤的長春社古蹟文化中心，以及毗鄰的最新案例、明愛的一刻館等，皆多少展現了一股社區營造的嶄新潮流。（註五）
除了傳統的社會服務機構，特別是專注於社區發展和社區經濟項目的，均在這類項目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之外，建築師、規劃師和設計師的專業精英，亦逐步放下身段，走到前台。在囍帖街、藍屋和菜園村事件中，羅健中、杜立基、蕭競聰和王維仁等專業人士皆參與甚多；在天水圍墟市和棚仔的議題上，伍美琴的學生則成為團隊的主力。在土瓜灣、深水埗和油麻地，則湧現了一批社會設計師，與社區形成緊密的互動關係，樂在製造、合舍、生命工房和街坊排檔都是重要嘗試。
台灣社區營造的啟示
在上述研究過程中，有機會到台中和當地團體交流，令我對社區營造有了多一重的體會。和香港的歷史演變相類似，台灣在1980年代前較注重社區發展，主要涉及由政府自上而下提供的基礎設施和福利服務；及至1990年代黨禁開放之後，方出現社區營造的政策革新。撇開其濃厚的政治背景和計算，社區營造對台灣社會經濟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台灣採用了日本學者宮崎清的概念，社區營造以「人文產地景」作為五大主題，提升社區自我管理和創造的可能性。若與香港作比較，我們傳統的社區發展重點在「人」；1990年代開始冒現的社區經濟項目，重點則在「產」。兩者亦是台灣社區營造的主題之一，但其關鍵要點似乎更在於「文」——即社區的文化建設，通過文化和藝術作為動員人、以至推動產業發展的基礎，為社區營造注入超越物質層次的內涵。
而社區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則是豐富的在地歷史人文資源——「文」並非信手拈來的空洞創意，而是切切實實立足於「地」，建基於社區的物質環境和日常生活經驗。這不但為文化注入活生生的社區元素，同時亦有助維繫社區成員的文化身分認同。立足於「地」的社區文化，最終亦會體現在「景」——整體社區環境和景觀的改造和轉變，「地景」成為社區文化的主要載體，並令它得以承傳和持續的發展。
必須強調，以文化作為社區營造的關鍵元素，它本身已具備自足的存在價值。社區文化或能帶來產業發展的機遇，但那只是副產品而非主要目的。台灣人從來都不抗拒文化的產業化，問題是必須弄清「文」是本，「產」是末；「產」是服務於、而非凌駕於「文」。當然在現實上，也不排除存在過度商業化的「文創」、「文青」風格，千篇一律的文化商品大量充斥。但總的來說，只要在地文化內涵能充分體現，則產業化的扭曲亦得到相應紓緩。
「地景—文—人產」
按此來說，通過社區文化作為主要紐帶，「地景—文—人產」不再是各自獨立的主題，而是多元混雜的互動元素。在社區文化的帶動下，社區不再是一個靜態的架構，而是一個動態的學習、實驗、反饋和進步過程。社區內現存的文化單位，如宗教、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和文娛中心，就更有潛力扮演積極角色，既提供客觀的硬件「地景」條件，亦是主要的學習和文化傳播中心。
文化創意並非自外而內移植，它必須來自社區的內部。故此不同年齡和背景的社區成員，對社區文化的承傳尤其重要。設想社區營造若能紥根於區內學校，成為教學和課外活動的組成部分，師生便是社區文化的主要創造和承傳者；作為銅幣的另一面，長期在區內生活的長者，本身已是社區文化的重要載體，如何滙集他們的知識和經驗，亦是社區營造賴以成功的主要資源。
由此便不難理解，社區大學在社區營造政策下應運而生。它透過鼓勵社區成員共學，達到知識共享與推動社區文化的目的，並作為凝聚社區力量、推動社區營造的載體。至2017年台灣共有86所社區大學，學員人數達40萬人。
台灣基於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通過文化建設推動社區營造，在相當程度上，正好為Ostrom的「共同生產」，以及跨界別和多方持份者協作想像，提供了一個異常明確的路線圖。它在公和私的兩極之間，提供了一個靈活彈性的實驗空間，探索自下而上參與的各種模式；它更是通過社區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體現公民社會自主自立的無限可能。
社會實驗和社會設計
社會創新實驗室
在上述政策論述和個案實踐的探索過程中，我一向只會從旁觀研究者的角度出發；與上述傳統專業精英的角色類似，即便是提出政策創新的倡議方案，亦僅會以「離地」學者的角度思考問題。令我特別感到慶幸的是，在接觸不同社區案例的過程中，終於有機會接觸到「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的理念，並直接參與在相關機構的具體實驗中，體驗如何真正落實「共同生產」，在社區層面推動政策和服務創新，大大拓濶了我作為政策研究和設計者的眼界。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里程碑，是創不同（MaD）主辦的「社會創新實驗室」（Social Lab)。自2015年開始，創不同引入了荷蘭的社會實驗室模式，通過跨界別專業團隊的組建，在社區進行長時間的故事搜集，然後將大量原始資料作有系統的整理，歸納出一些共同關注的關鍵概念和議題，並以此作為基礎提出政策和服務的創見，製作改革原型（prototypes）並進行反覆測試，從而找出最適切社區需要的方案。
「社會創新實驗室」正是「設計思維」和「社區營造」最具體的呈現。它要求團隊按照嚴格的步驟，進行長時間的緊密互動和探索，對社區關注的議題持續進行實驗，力求實在地反映社區的實況和需要，並且盡皆化成創意和革新的泉源。項目至今已經和康文署合作「圖書館實驗室」、「公園實驗室」、運輸署合作「街道實驗室」，以及食環署合作「街市實驗室」，其成效正推動不同政府部門的廣泛採用。（註六）
理工大學的社會設計
到了2017年，理工大學設計學院開辦「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學位課程，同樣以「設計思維」作為主要理論基礎。實際上，它力求打破設計師高高在上的傳統專業型像，反而要求學生必須先深入社區，聆聽基層市民的廣泛心聲，建立「同理心」和「以人為本」的精神，並以此為基礎構思設計原型，但同樣仍需通過社區層面反覆測試。如此方能有效避免設計師閉門造車，確保產品和服務配合社區實際需要。
我亦有幸成為「社會設計」課程的教師之一，開始與設計學院進行緊密合作，為學生推薦上述社區營造的項目，作為研究和學習的對象。與此同時，剛好碰上社聯2018年的「社會設計暑期實習計劃」，旨在為學歷較低、但有志從事設計專業的年輕人，提供紥根社區的設計培訓和體驗。結果雙方一拍即合，以理工大學為基地，並輻射至六個社區，給為數多達140名青年，提供了3至14日不等的培訓和實習，累積了相當寶貴的培訓和實踐經驗。
在社聯和設計學院的基礎上，我們又進一步嘗試建立「社區營造平台」，期望能連結從事社區營造的團體，提供設計思維的技術支援，並且交流和推廣各區的實踐經驗。與此同時，社聯亦和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構思「社區營造課程」，期望能將經驗通過系統化的整理，進一步向廣泛有志者推廣，預計在2018年11月推行。（註七）
三位原屬一體！
事後看來，社會實驗室和社會設計所採用的「設計思維」方法，正好為「共同生產」提供適當的「選擇建築」，是推動公民參與、跨界別和多方持份者協作、政策和服務創新的尚佳工具。它能令一般平民百姓都能輕鬆參與其中，體驗到推動政策革新的樂趣、擁有感和滿足感。「共同生產」是目標，「選擇建築」是手段，而「設計思維」則提供更具體的操作流程。三者互為表裡，緊密配合，原屬一體！
| 共同生產 | 選擇建築 | 設計思維 | |
| 功能 | 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 | 為公民參與推供「推力」 | 參與式的設計及創新 |
| 策略 | 多方持份者的參與平台 | 降低公民參與門檻和成本 | 創新方案的持續測試 |
| 例子 | 社區營造的實踐試驗 | 跨界別專業團隊的組建 | 社會創新實驗室 |
不約而同地，正如Leadership for a Networked World (2017)指出，「設計思維」正好作為「選擇建築」（在相當程度上亦是「共同生產」）的後盾，從理論到實踐，從抽象到具體，為政策及制度設計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法；經過深入和嚴謹的參與協作，持續實驗和反覆測試，復又通過經驗的評估和歸納，開展另一個創新改革的循環，形成如下圖的「推力/設計正面反饋」。（註八）
研究、教學和實踐的意義
社會創新及社會創業
正如文首已經指出，「選擇建築」、「共同生產」以至「設計思維」的討論，與理工大學的教學工作關係密切。展望未來，「社會政策及行政」課程將轉型為「「社會政策及社會創業」，隨著教學理念的革新和學科的調整，以及學生和公眾期望的不斷提升，上述相關理論和實踐探索的需要就更迫切。
提起「創業」（entrepreneurship ）一詞，往往容易讓人引起混淆，誤以為必須從狹義的經濟成本效益著眼，方能有效推動政策和服務創新。但「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ship ）所看重的，卻是更廣義的資源善用和社會價值的創造，更重視由人與人、而非金錢交易所打造的關係。著眼點亦更多放在實踐過程而非單是結果。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看待人和社區關係的視角，和社工界的「資產為本社區發展」（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一脈相承；但同時亦在它的基礎上有所革新，注入更多跨學科的協作實踐，強調善用社區現存資源和優勢之餘，再善加設計、營造、創新和創業。若以此作為課程設計的基本理念，大可考慮從以下原則出發：
- 社區為本
- 實踐研究
- 設計思維
- 在地創新
| 故事 | 洞察 | 意念 | 原型 | 測試 | |
| 定義 | |||||
| 功能 |
回到經濟學經濟
上述研究、教學和實踐的方法，不但對社會科學的老師和學生有用，它對經濟學家的意義更為重大。正如文首所述，主流經濟學只建基於一些站不住的假設，教與學均與現實經濟幾乎完全無關。尤其是面對香港極度扭曲的所謂市場經濟，主流經濟學「堅離地」的傾向，對經濟行為空中樓閣式的臆測，已達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如何回到現實經濟中重新學習經濟，乃是經濟學、以至整體社會科學的當務之急。
近年行為經濟學的興盛，提供非教條、跨學科的創見，無疑已成功開闢了一條新路，為我們開啟經濟學的另一種可能。但它過於偏向微觀層次分析，顯然仍是「見樹不見林」，其優缺點均同樣不容忽視。通過Ostrom對宏觀制度和社會脈絡的關注，以至對政策和制度設計的深入洞察，可以對行為經濟學作出了重要的補充。毋庸諱言，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說，Ostrom的貢獻更形重要。
而設計思維作為具體實踐的工具，在工商管理學科早已被廣泛應用，對經濟學的重要性同樣不言而喻。它提供了一套清晰明確的操作流程，讓人從現實生活的具體處境出發，「貼地」的認識多元混雜的社會經濟關係，有效避免約化論和目的論的謬誤。此外，它更能配合政策及制度設計的需要，實有助超越主流意識形態的迷思，探索既有體制以外創新和突破的空間，大大開拓我們對經濟的另類想像。
大學教育的轉型必要
社會科學早已脫離實證主義的霸權時代，並逐步走出後現代主義的虛無迷宮。時至今日，沒有人會期望再以「巨型理論」（grand theory），作為描述和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萬應靈丹。在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時代，愈趨繁雜和流動的社會關係，亦有賴更靈活和富創意的研究、教學和實踐的方法，取代僵化靜態的概念和理論框架，探索社會經濟發展的動態可能性和可行性。
對此社會科學的教與學必須與時俱進，致力回到社會經濟發展的脈絡，緊貼新時代的脈搏和感召，直面當下社會的真實處境和人的生存狀態。如前所述，有效推動公民參與、跨界別和多方持份者協作，促進政策和服務創新，正是對應新時代的重要契機和挑戰。毫無疑問，亦將是「社會政策及社會創業」課程的必然任務。
誠如《Design Thinking for Education》（2015）一書的作者們指出，面對著瞬息萬變的社會處境和繁複課題，大學傳統上一成不變的知識體系，已經遠遠無法對應時代的需求。我們必須坦承面對社會的多變性和可變性，鼓勵學生批判思考、勇於探索、敢於創新，以及作為自主自立公民的精神。通過設計思維的具體操作，深入社區，廣泛聆聽，建立「同理心」和「以人為本」的精神，這原來正是社會科學的既有優勢，相信亦是老師和學生不會輕易忘記的初衷。
註釋
註五：鄒崇銘等編：《重構香港》、《再造香港》。香港：印象文字，2016。
註六：可參考「公園實驗室」的案例：https://youtu.be/h5klJHHMllE
註七：可留意最新的消息：Facebook：香港多元社區經濟
註八：Leadership for a Networked World (2017). Citizen Driven by Design: a primer on behavioural economics, design thinking and data & analy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