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再加上其他綠葉角色，皆充分展現了基層庶民的原始生命力，在冷酷無情的世界中相濡以沫，在沒有希望中滲透出一絲希望——這大概亦是當下香港人最美麗和善良的一面。

這些以家庭溫情為主題的作品，皆可說是喜劇為主、悲劇為次；但家庭成員卻是聚的少、離的多；地方亦是保存的少、拆毀的多。

香港電影幾乎都和都市情景密不可分——鄉郊並非沒有在電影中出現，但更多時候卻被描繪成妖魅異境。到了2010年出異軍突起的《打擂台》，仍繼承了新浪潮電影的魅幻情調，但鄉郊已不再是陳舊落後的象徵，反蛻變成保育歷史和記憶的文化資產。

法國新浪潮電影代表人物高達，以91歲高齡與世長辭。以往也曾聽說過，王家衛《阿飛正傳》（1990）裡「冇腳雀仔」的故事，乃來自高達的《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1964）。

以往卻從來沒想過，兩部電影的內容又有沒有什麼關聯呢？從現有關於王家衛的文獻中，似乎也找不到任何相關的討論……

中生代甚至繼後的婦女，在面對「家庭事業兩難」之下，仍無可避免需要作出沉重的犧牲。男性或許早已游走在大灣區，並充分體驗到內地經濟起飛的魅力，女性則只能困身於家中的四堵牆之內。一旦不幸如劇中的余美鳯（毛舜筠），更有可能出現嚴重的中老年危機。

許鞍華中期電影，並沒有早期和後期那種宏大的空間和歷史視野，卻反映早已晉身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底層社會眾生相的另一面。帶著強烈的現實生活氣息，以及悲天憫人的濃烈情懷……這些題材必然帶來票房上的失利，電影中的人物亦是注定的失敗者，只能宿命地屬於香港邊緣的一群——而這，亦正是此等電影最難能可貴之處。

經濟和政治上的落差，豐盛和缺失的交纏，「二世祖」和「私生子」的對比，正是「阿飛」作為一個問題的根源。這種巨大的反差和對比，帶來了強烈的迷亂和焦慮，並構成旭仔病態的人格和行為，以及無可救藥的悲劇人生！

當香港社會復歸高度非政治化後，流行文化將會扮演怎樣的一種本土角色？從積極的方面看來，它將可凝聚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集體意識；但若從消極的方面看來，港式流行文化仍一如既往市場導向，它必然亦會隨著經濟自主不再而逐步消失，同時亦只能充當逃避現實的麻醉劑功能。

對於這群香港中生代來說，1950、60年代少不更事，大概是他們最懷緬的時光；1980、1990年代經歷了種種起伏跌宕，不同人的抉擇際遇差天共地；踏入2000年後，眼前浮華轉眼間如煙雲聚散，人生匆匆已經來到黃昏時刻……

一座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早已累積了她自身的能量，彷彿已經擁有自己的生命和軌跡，與自上而下的權力或資本邏輯相抗，並且迸發出各種難以規矩和逆料的後果。這大概亦是令城市變得有趣的主要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