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離開的人》不但是客觀的歷史紀錄，亦是屬於每個人的感性經歷和回憶，並且構成了迥異背景觀眾遙相呼應的深切共鳴。電影和展覽不但承載著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回憶，亦連結著來自不同年代和不同地方的人，滙聚成一股巨大的關懷、勇氣和尊嚴的力量。

《阿飛正傳》和《烈火青春》的角色，均是既活在、又抗拒上一代的蔭庇。差別只在於：旭仔尋親的目標明確，只是功敗垂成；Louis只是為了出走，要去哪裡？其實根本沒有目標。

放諸40年後的年輕人，又能帶來怎樣的啟示？

正當新海誠完成「災難三部曲」——《你的名字》（2016）、《天氣之子》（2019）和《鈴芽之旅》（2022），過去幾年香港也經歷了災難性的變遷；新海誠說的是天災肆虐下的日本，恰巧卻與人禍摧殘的香港構成微妙的對照。

到底是「有福」還是「冇福」？「天冇眼」抑或「天有眼」？相信觀眾都有各自的結論；但起碼在電影兩小時的平行時空裡，大家都能共同經歷不一樣的現實——而這，亦正好搭建了電影回歸香港之路。

經歷了33年後，《悲情城市》推出4K數碼版公映。預告片長2分46秒，萬萬想不到的是，只看了約三分之一，我已經眼泛淚光。

大佬堅持繼承父母的家業，「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飯」；水哥堅持法律用來捍衛公義，不應變成特權階級的專利。但到了最後，大佬發覺是自己太執著了，「有福」也變成「冇福」，保住頭家其實也可以有變通辦法；至於水哥則堅持莫忘初心，自能等到「天冇眼」變成「天有眼」。

我的新書《敵托邦》，副題為「智能革命下的四種人類未來」。到底是那「四種人類未來」呢？書中借用了三齣電影的故事，但說的卻是「四種未來」情景。

假如1997年前的懷舊浪潮，代表著香港人對將逝的殖民統治浪漫化的懷緬；《無間道》所帶出1997後的殘酷現實，便是要如何強行洗擦過去的記憶和「原罪」。

《逆向誘拐》中的Carlos，代表著操控網絡的極少數人，既得利益的力量大大鞏固；但電影卻提供了Zachary的另類版本，力圖指出科技同樣可以保障自由和民主，阻攔體制權力的進一步失衡。

二人再加上其他綠葉角色，皆充分展現了基層庶民的原始生命力，在冷酷無情的世界中相濡以沫，在沒有希望中滲透出一絲希望——這大概亦是當下香港人最美麗和善良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