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浩瀚的著作多如牛毛，我覺得其中三本尤有代表性──《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ement of Taste》（1984）、《Homo Academicus》（1988）和《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1996）──它們分別觸及三個不同的文化場域，即消費文化、大學和整體教育制度。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只選取最後一本集中討論，因為它最能反映象徵權力的無遠弗屆……

在中國大陸的內陸地區， 第一及第二產業相對集中，並存著弱或沒有公民社會的狀態，專業精英是否更多集中在生產服務業，並更著重短期物質利益？台灣消費及社會服務業則較發達，與強大的公民社會並行發展，文化精英是否更多以文化資本佔優，但對物質／非物質利益分配並重？……

  專業中產：矛盾的階級位置 2014年7月，我參加了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世界社會學大會（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置身這個多達二千人參與的社會學盛事，專題分組接近一百個，真不能不說令我大開眼界。不說別的，大會主持是現任國際社會學會會長布洛維（Michael Burawoy），主講嘉賓之一則是前美國社會學會會長賴特（Erik Olin Wright），兩人均是我十分景仰的社會學泰斗。其中尤其是賴特，六十八歲的他擁有一頭閃亮的銀髮，但舉手投足之間仍像個頑皮的大孩子，和2010年出版的代表作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的書名一般，彷彿滿腦子仍盛載著無限的夢想。 布洛維和賴特均來自美國，都是全球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假如單看「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難免容易令人感到疑惑，到底那是代表甚麼激進的學說或主張。但簡略而言，二人的中心思想並不在於階級鬥爭、共產主義革命又或無產階級專政……剛好相反，二人更關心的是，在高度不平等的資本主義體制之下，為何我們的社會仍可以如常地運作？為何革命彷彿總是遙不可及？就正如橫濱大會的主題，此乃「面對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會學的挑戰」（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of Global… Read more 導論：夢生涯規劃 ──又或，超越專業中產的矛盾階級處境？

早於在2014年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已花了極為冗長的篇幅，提出協助青年人進行「生涯規劃」的措施，正是力圖維護既有「框定」的重要政策。1 換句話說，對於充滿憤慨的青年人來說，現存體制早已是千蒼百孔，完全無法承載他們的訴求；而對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則力圖說服他們既定規則行之有效，用不著推倒重來，並繼續將「溢出」排除在現存「框定」之外。在相當程度上，生涯規劃正是如此一種教育手段，致力薰陶青年人接受既有「框定」的合理性。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首先提到職業教育：「上星期，我到中華廚藝學院參加了一場祝捷會，祝賀香港廚師隊在瑞士及韓國參加的兩項國際西餐廚藝大賽勇奪全場總冠軍，為香港爭光。廚師隊的二十五名成員，差不多全部均受訓於職業訓練局（職訓局）。他們在國際賽取得佳績，說明行行出狀元。過去一年，我與從事不同行業或正接受職業培訓的年青人見面，他們從事美容、資訊科技、設計、建造業等行業，雖然各人背景不同，但這些年青人和廚師隊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的興趣和潛能，在培訓期間努力學習，終能實踐夢想。」（101段） 如此來說，職業教育不但能「發揮興趣和潛能」，而且更有助青年人「實踐夢想」。施政報告進而提出四項措施，協助青年人作出生涯規劃和加強職業教育： 一、 教育局會加強升學輔導小組的人手，以更全面支援學校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以及拓展生涯規劃。由2014／15學年起，開辦高中級別的公營學校亦會獲得相等於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的額外經常津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元素……（105段） 二、針對人力需求殷切的行業，政府會以先導形式推行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劃，結合有系統的學徒培訓及清晰的進階路徑，為相關行業吸引和挽留人才……（106段） 三、向職訓局提供經常撥款，為所有高級文憑及部分中專文憑的學生提供工作實習機會，受惠學生超過九千人……（107段） 四、經檢討「資歷架構支援計劃」的成效後，政府將設立10億元的基金，利用投資收入，長期支援資歷架構的持續發展（108段）。 以上的描述極為詳盡，以至我在此只能節錄一部分，但也足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所謂的「生涯規劃」其實就等於「職業教育」，誘導大家尋找適合的行業，參加適合的培訓，然後找一份適合的工作，然後再累積經驗晉升更好的職位。這種邏輯和十數年前，官員經常掛在口邊的「自我增值，終身學習」，呼籲中年失業人士要接受「再培訓」，以應付來自本地和外來的市場競爭，完全沒有兩樣。特區政府無非想告訴我們，想要「發揮興趣和潛能」，甚至想要「實踐夢想」，便首先要認清形勢，「識時務者為俊傑」，將自己打造成市場所需的勞動力，然後繼續按照市場的既定規律辦事。 特區政府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可見諸2013年10月推出的，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統籌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第3.10節指出，現存大專教育以通識及通才教育為主，「不過對於如何訓練本港青年，使他們具備所需的技能及知識，俾能應付瞬息萬變的經濟需要，仍是本港專上教育界別須應對的挑戰。」第3.13節則進而論到，「雖然一些技術性行業（例如航空業及建造業）的薪酬與晉升機會俱佳，雇主還是抱怨人手嚴重短缺。另一方面，亦有青年在完成學業後，因無法找到可以發揮所長的工作而感到氣餒……督導委員會認為，香港要從根本上改變年青一代選擇職業的觀念。」 《人口政策》文件早已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政府後悔過往大搞通識及通才教育，發覺職業教育才最能配合經濟的需要。正如我在《以銀為本：7評香港的產業及人口政策》（2014）一書中指出：「對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成員來說，年青一代大概就只是電影《摩登時代》中的差利，只能充當流水線上被於奔命的基層工人，成為配合產業巨輪的運轉而存在的螺絲釘。他們彷彿早已忘記，香港乃是一個崇尚市場創意、自由競爭的社會，航空業又或建造業是否真有前途，年青一代的眼睛是雪亮的，用不著早已上岸的上一代來說三道四。」 我最近有機會跟隨社聯到南韓首爾交流，恰巧同行有不少主要社福機構的青年工作者，包括從事求職輔導的專業社工。在參觀過首爾市政府大力推動的社會創新和青年創業項目後，不少成員均紛紛驚覺到，過往十多年在香港推行的種種「展翔」、「青見」計劃，無非狹隘地強調年青一代的市場競爭力、求職必勝術、職場規劃學…卻完全觸碰不到青年人的真正夢想和創意，和他們所最需要的實驗和發展空間。情況便彷如把老虎困在鐵籠裏，卻硬要牠學習獵殺的技能，能夠得出怎樣的效果，自然早在預料之中。2 人生教練：從盛女作戰到成功見證 為配合「生涯規劃」這新興產業的發展，「人生教練」的職業亦同時應運而生。大概以往香港的青少年服務中心，現在都可化身成生涯規劃中心，而青年工作者尤其是社工，則通通變身成為人生教練，為青少年成長提供心理調適和輔導，又或通過各種求生訓練或模擬遊戲，誘導他們重拾「正確」的人生軌迹。就正如一名人生教練羅淑芬指出，她們須幫受導者把恩賜潛能、思想和行為放在一個同一直線（alignment）上，以充分發揮一個人的潛能「應花時間去做最好的，而不是花精神去做上帝沒有給你的恩賜。」3 不過人生教練這個行業之廣為人所熟悉，卻要拜那些「剩女」或是「盛女」的真人騷所賜，而培訓的內容卻不是職場的生涯規劃，而是情場的生涯規劃。這種源於野外求生遊戲的真人騷，首先把情場打造成一個弱肉強食的森林，競爭殘酷程度比職場一點也不遜色。節目中的人生教練無不尖酸刻薄，對參加者大力加以鞭撻，把她們從頭到腳批評得體無完膚之後，再按照教練設定的一套標準，又或是她們相信是社會的一套標準，把參加者重新改頭換面，在鏡頭前彷彿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而參加者既然願意如此「作賤」自己，結局自然亦是大團圓式的：抱得美男歸！ 就正如陳輝評論這些真人騷時指出：「那些人生教練都像巿建局——先不斷地批評現在的你如何不濟，又老又殘又不美觀，所以才找不到男人；然後召來推土機，把你的個性特質全盤否定和推倒，再依照一些想像中的受男人歡迎的特質，來重新「打造」另一個你。這些人生教練企圖做出的，是千人一面的倒模公仔。拿著一套『男人喜歡漂亮、溫柔、順服的女人』的天條，將其『門生』都內外整容變成同一個樣……至於個人本身的經歷、性格、愛惡和優劣，在教導和訓練之下，都變成毫不重要了。」 陳輝的最後忠告是：「千萬不要去找這些人生教練——這是過好的人生的第一戒！」4 或許真人騷所反映的現實，套用另一著名經濟社會學家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話，乃在於香港已遠離工業時代，邁進後工業的「新資本主義時代」（The… Read more 生涯規劃：「框定」與「溢出」的角力

最近我到濕地公園遊玩的時候，發現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就是即使在假期遊客參觀的高峰期，在園內看見警衞保安的機會，總是仍較看見遊客的機會為高！由於濕地公園經常吸引大量兒童來玩，警衞保安便五步一哨、十步一崗的，貼身「招呼」那些活潑可愛──因此亦可能顯得動作過大、跑得太快、又或好奇心驅使、意圖觸摸一下展品的兒童。這個觀察著實令人感觸良多：首先讓我想到的是，濕地公園毗鄰天水圍區，警衞保安顯然大多是來自區內的中年人士，除了這些低技術、沉悶瑣碎的工種，他們幾乎不可能在區內找到有意義的工作；其次，他們往往卻被賦與相當的權力，擁有極大的酌情權去詮解園規，並以家長式的口吻「教化」、甚至是「馴服」那些「不聽話」的小孩；最後，整個濕地公園——實際上是香港所有由政府管理的公園或公共場所（最極端的例子，乃是由志蓮靜苑管理的南蓮園池！），盡皆變成了「食蕉」（SeCu, security guard）的世界，整個香港則被打造成「食蕉」社會！ 這頓時令我想起，那名在金鐘連儂牆塗鴉、被判入女童院的十四歲少女，和那七名在龍和道「暗角」施展拳腳功夫的警員，以至在整個「佔中」運動過程中，觸目皆是的濫用警權和侵犯公民權利的例子。在相當的程度上，「食蕉」社會正是警察社會的自然延伸，將那種即近迷信的秩序意識，鋪天蓋地的滲透在香港生活所有環節。彷彿市民在公園散步的時候，跑快點或坐下來也會違反規定；彷彿任何人在街上跳舞或唱歌，都會構成聚眾生事、擾亂公安又或構成非法集結。 在這個「食蕉」社會的外圍，我們遂可找到生涯規劃和人生教練。從表面上看，其主要職能就是微觀層面的社會控制，和滿佈全港每個角落的保安攝錄裝置如出一轍，讓所有人、尤其是青年人皆在監視系統的緊盯下，過著誠惶誠恐、循規蹈矩的生活。但想深一層，無論是社工、教師、傳道人又或是青年工作者，一旦在官方政策和資源的誘導下，有意或無意間晉身成為「食蕉」的一員，他們便不但在行使監控／執法的職務，同時更扮演著青年人的楷模角色，製造師友或同儕之間無形的合模壓力，令所有富創意和想像力的行為看來皆變成異類，對我行我素、特立獨行的人均加以矮化或妖魔化，從而迫使所有人最終乖乖地就範，按照生涯規劃所設定的軌迹排隊前進。 由此，香港便得以從宏觀到微觀、從上至下打造一體化的規律：首先，顯然易見的是，中港融合的宏觀發展趨勢，已急劇令香港的產業單一化，令原來千差萬別的社會生活，多元開放的市場空間，逐步讓位與金舖、藥房以至一切具備所謂「比較優勢」的行業；其次，在技術官僚和地產霸權全面操控下的城市空間，則令社區生活迅速平面化，傳統鄰里的守望相助精神，讓位與「食蕉」的管理主義體制，以及盈利至上的市場經濟邏輯；其三，落到每一名市民的身上，無論從個人的興趣和潛能、共同擁有的生活方式、到對這個城市未來的想像，均全面大幅地被局限和規範，只能按照官方早已「框定」的標準進行。1 最後連帶每個人的身體、人所以作為人的基本生存狀態，均被外部環境馴化得妥貼順服。 「鳩嗚」與「sell屎」的美麗新世界 政府部門轄下的公園、文娛康體設施和公共空間，在1990年代初的新管理主義改革浪潮中，已悉數將前線管理工作外判與私人承辦商。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濕地公園的「食蕉」是長俸公務員的話，也未必會如此賣力去教訓那頑皮的兒童；相反正是因為他們只是合約工甚至是臨時工，稍一不慎便可能丟了僅有的飯碗，因此也就特別賣力、異常嚴謹地按章辦事，將一切潛在亂子消滅於萌芽階段。在相當的程度上，新管理主義的文化並非官僚體制所固有，它更多是來自講求效率和利潤至上的私營部門，這無論對政府以至整個社會的秩序意識，均可說是提供了最根本的意識型態基礎。 自1980年代起，隨著港鐵網絡不斷向香港各區延伸，「鐵路+商場+上蓋物業」的規劃模式，早已鋪天蓋地的滲透城市生活之中。假如上一代人是在街頭（徙置區、球場、遊樂場……）集體成長的話，則尤其是在新發展區中成長的新一代人，更多就只能像螞蟻般在縱橫交錯的地道、電梯和天橋所串連的密蔽空間中生活。街道——今時今日就算仍然存在的話——已僅淪為車輛的通道和上落客區，地面步行已變得幾近不可能的事。但套用特納（Bryan Turner）的話，大同小異的購物商場和連鎖集團，卻並沒有帶來新的集體意識和身分認同，在環境受到高度監控和管理的商業空間中，人的身體只能按照預設的規律活動，例如形成快餐店一條條的人龍，然後吃著千篇一律的薯條和漢堡飽。這裏即裏即使人頭湧湧、水洩不通，也絲毫不會讓你感到人際互動的溫暖、社區關係的密切。每個人均只是高度孤立的個體消費者，市民的身分已被「麥市民」（McCitizen）所悄悄取代。2 與原子化的消費者相影成趣的，是商場連鎖店中的前線服務員，尤其是俗稱「sell屎」的營銷員，從彷如人生教練一般、貼身照顧客戶的私人理財顧問，到最被看扁甚至歧視的化粧小姐或啤酒女郎，在這個全面邁向後工業化的服務城市，「sell屎」已晉身成跨專業、跨階層、人數極為龐大的職業羣體，與以往固定月薪制度的白領羣體有別，「sell屎」必須像麥太（即麥兜的阿媽）那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勞多得！」；而出售的除了特定的產品或服務外，更多尚出售包括某種溫情、愛心、體貼和關懷，甚至是正如莊玉惜所形容的，出售標準化的笑容、外貌和言談舉止，出售著美侖美奐、被困在「霓虹牢籠」（neon cage）中的身體。3相對於「食蕉」，更多只能吸收去工業化過程中被淘汰的產業工人；「sell屎」則彷彿是為新一代（自然是青春活潑、外表出眾的靚仔靚女）度身而設，特別是大專學額大幅擴充之後，更成為吸納大量畢業生／準失業生的主要工具。 隨著智能手機網絡的空前發達，更將地鐵和商業空間中的疏離感推向極致。即使在擠迫得密不透風的車廂中，每名乘客帶著睡眼惺忪趕上班之際，均無不聚精會神在手上的電玩、whatsapp或面書，又或帶上耳機躲進一個更私密的角落裏，在這原已無根和冰冷的城市中，相信沒有甚麼情景比這來得更虛無和冷漠。就連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沒有選上舖天蓋地而來的「佔中」照片，卻竟選上一幅少女在海洋公園海洋列車中看手機，來作為2014年的年度照片。4假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幽靈回到當下的香港，大概也會認定這正是他筆下的「城市漫遊者」（flâneur）， 與面目模糊的人羣擦身而過，冷眼旁觀地戳破這虛幻的物欲國度。5 我倒是更加衷心覺得，那些拉著拖喼、提著大包小包和衣著略帶誇張，蜂擁閙市大街小巷的內地自由行旅客，彷彿才是真正的「城市漫遊者」，最能映襯出我城浮華的鏡花水月，一針見血地戮破假幻的歌舞昇平表象。 1詳見第四章的討論。 2Turner, B.… Read more 從警察社會到「食蕉」社會

作為人多勢眾的嬰兒潮世代，集體見證著香港的經濟起飛，集體向上流動，成就了1980年代的黃金歲月；這一代專業中產作為「組織人」，共同「框定」我城嚴密的秩序意識，毫無疑問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一代人。1儘管即使到了1980年代的後期，香港仍只得兩家大學，適齡學生的入學率不足百分之五，但更廣泛的技術工人或管理中層，仍能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正面成果，並且通過投資地產累積財富，晉身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套用現代社會學大師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概念，後者普遍擁有較低的文化資本，卻取得相對較多的經濟資本，自然成為香港秩序意識最忠實的維護者。2 至於1980、1990年後才出生的新一代，則如上所述，面對日趨單一平面化的後工業香港，並在一孩化家庭、菲傭的懷抱、電視和電玩的世界中孤獨地成長。在他們成長的回憶中，多少均殘留了1997年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的陰影，以至隨之「溢出」的社會經濟不穩定因素，和從天星／皇后碼頭出發的一系列文化保育抗爭。不無反諷的是，這剛好正是大專學額、尤其是副學位課程大幅擴充的年頭，新一代除了普遍取得較上一代為高的學歷，同時亦背負了助學貸款一屁股的債。他們普遍擁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卻取得相對低得多的經濟資本回報，難免亦成為香港秩序意識的反抗者。 然而正如本書所力圖論證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之間的落差，宿命地構成新一代的矛盾階級位置；但買不起樓和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卻並非青年人起來反抗的主因。上一代人從貧窮的童年走到富泰的中年，眼中只有惟利是圖的「中環價值」，因此亦難免會盲目地相信，單靠物質利益便足以「框定」新一代青年人；卻沒想到香港已進入「後物質主義」時代，階級利益立足的基礎已和三十年前迥然不同。青年人更加重視對文化身分、自我表達和生活質素等面向的訴求，就正如2012年無線神劇《天與地》、又或2014年電影《旺角紅van》和《點對點》等所揭示的，此乃是追尋消失中的香港的訴求。 原本由少數中生代發起的「佔中」運動，最終卻變成以年青人為骨幹、波瀾壯濶的全城抗爭，充分突顯了此乃是一場名乎其實的世代之戰。由金鐘村、旺角村和銅鑼灣村等組成的佔領區，則成為新一代走出商場、重返街頭；走出麥當勞，重返小店，重拾人際和社區關係的平台。這個原本屬於Me世代、相對自戀自閉的羣體，通過街頭抗爭的集體經歷，正逐步重拾We世代的精神。3儘管同樣必須認清的事實是，這股初生力量仍只處於萌芽階段，短期內仍難動搖根深蒂固的秩序意識，「溢出」仍不足以抗衡、以至重寫「框定」的力量。反倒是特區以至中央政府的失控打壓，對於和平示威一次又一次的過激回應，卻竟提供了助長反抗意識的最佳溫床。 表面上是為了維持建制的延續性，但實際上卻原來是建制的掘墓人，這其實從來都是歷史的常態，多於例外。 新高中通識：矛盾的階級教育 除了大專學額的急速擴充，中學階段教育改革對新一代帶來的影響，特別是「新高中通識」成為文憑試的必修科，同樣絕對不容忽視。追本溯源，教改規劃乃來自董治時代的梁錦松和羅范椒芬，初衷是提升後工業時期香港的競爭力，推動知識經濟的產業結構轉型。不過正如我們在多年前已試圖論證的，二人皆來自1970年代港大「國粹派」的背景，乃是天生的夢想者和造反派。二人畢業後分別成為金融炒家和政府高官， 雖迅速成為建制「框定」的一分子，表面上已變得務實和妥協；但實際上一點也不會墨守成規，終須推動翻天覆地的變革。4 自2000年以來，特區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中，其實不難找到「後物質主義」價值取向的蛛絲馬迹。根據以梁錦松為首的教育統籌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教育改革的根本目標乃是在於：「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羣、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信和合羣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而首要達致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 若從上述宏大壯濶的宣言出發，「佔中」運動的參與者，可說是充分體現了教改對他們的期許。他們面對香港建制和既得利益的現狀，不但勇於「自學、思考、探索」，擁抱資訊科技帶來的「創新和應變」，沒有默守「學優則仕、功名利祿」的成規，同時還「有充分的自信和合羣的精神」，敢於羣起反抗不合理的制度，願意集體對權貴和特權說不，「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努力」。1980、1990後的活躍分子，難道不正是「「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最佳典範？ 近年冒現以中學生為主體的學民思潮，難道不正是梁錦松和羅范椒芬「最值得自豪」的產物？！ 夢想者、造反派與掘墓人 「佔中」過後，政府和建制派整肅「新高中通識」的呼聲此起彼落，未知作為下屆特首熱門人選的梁錦松作何感想？這倒令我想起郝伊（Neil Howe）和史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在1997年出版的《第四轉向》（The Fourth Turning）一書，指出大約每隔八十年，美國便會出現一次較大的危機，前三次危機分別是獨立戰爭(1870s)、南北戰爭（1850s）和大蕭條／二次大戰（1930s）。同時由於每隔二十年便有一個新的世代出現，而八十年剛好代表了四個世代的統治周期！這四個世代依次是制度的創建者（建制派）、跟隨者、夢想者（造反派）和修補者。毫無疑問，現在美國的自由主義體制是上世紀1940、1950年代二戰前後所創建的，到了1960、1970年代由跟隨者（如詹森、尼克遜）所繼承，但已被新生的「造反世代」所質疑；到了1980、1990年代社會分化愈益嚴重，最終在新世紀形成徹底打破舊制度的危機。 根據《第四轉向》的分析，創建者與夢想者才是扭轉歷史命運的主角，跟隨者和修補者只能算是歷史的配角。創建者或叫建制派是制度的奠基人，成長於充滿危機的亂世，早已飽受世途險惡的歷練，卻是「框定」全新宏圖的骨幹人物；夢想者或叫造反派則扮演著反思和破壞的角色，成長於物質豐碩的繁榮盛世，但就有更多不凡的夢想和抱負，引導社會秩序「溢出」推倒重來。按此而言，過去二十多年統治美國的嬰兒潮世代（如克林頓和布殊），正是典型的夢想者或造反派，早年是學生運動、迷幻藥和性解放的先驅，步入中年後雖迅速成為建制的一分子。他們表面上他們已變得務實和妥協，但實際上一點也不會墨守成規，而是必須語不驚人死不休地作出翻天覆地的舉動。 到了今天，美國國運已真正進入危機期，統治的棒便迅速交到修補者、亦即X世代奧巴馬的手上，但對郝伊等來說，這卻只是漫長嚴冬（約二十年！）的開始，修補者只能採取靈活和務實的態度，力求減輕嚴冬對美國帶來的消耗。奧巴馬並不可能是救世者，因為若要帶領美國重新奮發向上，便需先經歷一段曠日持久的磨難，這亦只能留給下一世代循環的創建者──即現時只有二十來歲的千禧世代來完成。… Read more 由Me世代重返We世代

在獲邀參加「突破山城節」之後，不禁看了一下《十年》的簡介。我立時想到的，並非未來十年香港會變成怎樣；而是過去十年發生的事情，是怎樣令香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電影預言的世界不難應驗 2005年的十二月，世貿在香港召開部長會議，就算對會議內容毫無印象，也會對韓農和街頭抗爭記憶猶新。事實是自1997年回歸之後的八年，由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市泡沫爆破、千禧年和反全球化運動、從中國入世到沙士一疫，各種挑戰和衝擊浪接一浪，卻很少屬於純粹本土的議題。 2005年之後，香港踏入相對平靜的復甦期，但新的鉅變卻在悄悄醞釀中。一方面是天星、皇后碼頭、喜帖街等事件，既代表著香港保育運動的冒起，亦標誌著俗稱「八十後」的新一代，開始把焦點迴歸到本土議題上。另一方面則是2003年中央的各項措施，從自由行、CEPA以至後期的各項大型基建，卻又標誌著中港關係踏入一個新階段。 2009﹣2010年的反高鐵事件，可說是過去十年歴史的分水嶺：一方面菜園村成為保育運動的高峰，罕有地從社區提升到全港的層次。另一方面，反高鐵卻標誌著中港融合的恐懼，已逐漸由想像變成真實的威脅。隨後數年，國教、雙飛、水貨客和普選落閘等接蹱而來，族群身分矛盾迅速進佔輿論空間，社區層面的保育運動反而愈益靠邊站。即使重大如新界東北事件，亦並無牽起廣泛的社會迴響。 《十年》可說是順著過去十年的歴史軸線，探討未來十年香港可能走到的境地。在相當程度上，五段短片均勾勒出異常黯淡的圖象，甚至讓人有危言聳聽的感覺；但亦正如電影宣傳標語──「為時已／未晚」，不無著跡地時刻刻意提示著：未來仍要看我們如何共同實踐，悲觀樂觀全視乎我們如何共同塑造。假如香港仍順著以往的路繼續崩壞下去，則電影預言的世界大概亦不難應驗。 為咗搵食，可以去到幾盡？ 然而電影無論如何誇張聳動，仍總不難在現實中找到相關的軌跡。例如中港矛盾勢必進一步放大（國安法、恐襲、普通話、港獨、自焚、政治審查…），而文化保育的路則愈走愈窄（標本、廣東話、本地蛋…）。正如《冬蟬》一段的導演黃飛鵬便指出，相對於跨境政治的大議題，社區保育並沒有真正引起多數香港人的重視，以至片中帶出保育終將成為個人行為，只能留在家中孤獨自閉地完成。 《方言》一段的導演歐文傑，更多從這種所謂「多數香港人」的角度出發，基於賺錢需要強制的士司機學講普通話，甚至會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說不知，運輸署確曾研究將普通話列作的士司機發牌條件之一！）「為咗搵食，香港人可以去到幾盡？」，這是歐文傑提出的沉重詰問，亦是影響十年後香港的決定性因素。（這立時令我想起黃子華「搵食啫，犯法呀？」的經典片段，1未看必看。） 類近論調亦來自《本地蛋》的導演伍嘉良，他指出香港社會正一點一滴在歪變，但人卻可以不經大腦地照單全收，以至判別常識的能力也日益喪失。作為一個銅幣的另一面，則是權力正無孔不入地滲透各領域，一切日常生活細節均可能成為打壓對象 ，「任何事情彷彿都會成為高牆的對立面」。但正如在回應《十年》的題材是否過於敏感時，伍嘉良便指壓力根本毋須來自官方規定，更容易是來自市場的自我審查而已。 還是那句：「為咗搵食，香港人可以去到幾盡？」 威瑪德國與群眾社會 仿效電影略帶危言聳聽的語氣，我會追問香港人是否已真正政治醒覺？我們的公民社會正健全發展？抑或連公民社會是否存在仍是一大問號？提出這種質疑的基礎在於：相對於多元理性的公民社會，亦有與之對立的群眾社會（mass society）──那種民粹主義的社會躁動，烏合之眾式的政治動員，彷彿是公民社會成熟的表現，實際上卻剛好相反，只是由憤怨、仇恨和情緒組成的一團虛火，在瞬息之間大起大落，在不同取向之間左搖右擺。最終盡皆變成社會內部的自我消耗，無法長遠累積成正面的政治能量。 我對群眾社會的關注，乃源於2010年陳健民關於威瑪德國的文章，以及由此引起的爭議。2經歴了數年來的風雲變幻之後，重讀自有百般滋味在心頭。 相關活動： 「右傾悶局下的左翼地理批判」 鄒崇銘／蕭裕均 12/5… Read more 《十年》：我們如何喪失判別常識的能力

本周我看了兩齣戲：一齣叫香港人繼續沉醉夢裡，永遠不要再醒來，看後讓我抑鬱了數天；另一齣叫則我們勿忘初衷，努力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看後心情才平伏了一些。 簡略而言，一齣叫香港快去死，一齣則企盼她仍能重生。 一、董建華／團結香港基金會 第一齣戲乃是團結香港基金會的創業巨獻──《土地房屋研究報告》，邀得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教授粉墨登場，硬銷他廿年來不遺餘力的房屋商品化計劃。報告提出將新建成的公屋「半賣半送」，目標是要令全港八成住戶置業；此外未來要開發9000公頃土地，包括將郊野公園地改作建屋之用。 當然，報告最重要的議程還有一個，就是批評政府土地改變用途的審批程序過慢，以及補地價的的機制不透明。 此乃是明白無誤地，完全在幫地產商改變土地用途鳴鑼開道，為數以千公頃計土地儲備的商品化說項。（67頁） 不少評論更認為，報告提出郊野公園建屋只是聲東擊西，如何協助地產商加速開發手上土地，才是報告骨子裡的終極關懷。 無論如何，團結香港基金會的研究報告，盡皆一面倒向土地及房屋商品化傾斜，緬懷1980、1990年代股樓泡沫帶來的時代亢奮，不思生產坐享其成的暴發夢，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就如2010年，王于漸接受《東周刊》訪問時便曾表示：「我們二十出頭時，受惠於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那時內地搞文化大革命，根本無人跟我們競爭。後來內地改革開放需要人才，我們又正是被搶用的一群，即使到現在，『五十後』的經驗和才幹仍被社會需要，你看任總、馬時亨離職後仍可投身其他機構便知道了，一切歸功於歷史時勢。」 報告立論背後的其中一個假設，大概是香港人想買樓已想瘋了，無論如何不摘手段，一輩子就只是要買一層樓。卻忘記在1997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作為團結香港基金創辦人的）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計劃，是如何造成地產泡沫爆破，將香港推往經濟崩潰的邊緣。短短十數年前沉痛的歴史教訓，在利字當頭面前早已忘得一乾二淨，而報告則濶佬懶理將「八萬五」重推一次。 若非看到這份讓令人心驚膽戰的報告，也不會費神望望團結香港基金會的網站。有細心的朋友便發現，早前近百人聲勢浩大的顧問團名單，已在網站上不翼而非。徒剩下卻是大商家和大財團的大堆口號，什麼「香港優勢」、「內地機遇」、「香港品牌」、「競爭力」、「奮鬥」…當然少不了是「大有為」這熟口熟面的三隻大字，實在很難不令人想起董建華年代，那種不問情由、藥石亂頭的管治作風，最終則大大鞏固了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地產霸權」體制。 眾所周知，經過沙士和廿三條立法等一連串政治經濟危機，董建華在2005年任期中途黯然「腳痛」下台。以曾蔭權為首的「文官治港」取代「商人治港」，亦一反董治時代的大有為作風，七年任內香港社會經濟難免停滯不前。2012年的第三任特首選舉，在民心思變的大氣候下，再加上唐英年面對種種醜聞困擾，結果意外未能重拾「商人治港」的軌跡，反由異軍得起梁振英以689票當選。一時「專業治港」、「黨人治港」眾說紛紜，「商人治港」彷彿已是年代久遠的歴史陳跡。 從商人、文官到專業（或黨人）治港，政治格局彷彿已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但同樣顯然易見的是，從文官、行政會議、功能組別、選委會／提委會以至不同專業領域，多少均可在這粗略稱為「地產霸權」的體制中，混水摸魚，分一杯羹。除了個別極其明目張膽的例子（如許仕仁），最終免不了要犯上官非；其他貪得無厭、中飽私囊的例子（如陳茂波），似乎已愈益由地下走向地面，市民對此亦愈來愈「習以為常」。 事實上，「商人治港」早已如腫瘤一般，化整為零，急劇擴散至香港每一個領域，蠶食社會經濟的發展成果。2017年團結香港基金推出的特首候選人，勢必成為689的主要競爭對手；但無論最終誰勝誰負，「地產霸權」體制在他們手上均只會進一步坐大。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已絕非《天與地》裡的Joe Junior，又或是文青飽食終日的無聊歎喟。… Read more 香港這城市的死與生

一、《小王子》 想不到， 《小王子》完全是另一套《那一天我們會飛？》， 同樣講夢想，同樣講成長，同樣講遺忘。而且， 同樣講「生涯規劃」所起的作用。 《那一天我們會飛？》中的「月球」老師，在《小王子》中化身成怪獸母親，將女兒打造成機械人般的溫習機器，以配合工廠般的學校和職場，還有更大的、同樣像工廠般的城市。千篇一律過路的疲憊面孔，就像機器中微不足道的羅絲釘。電影中多次出現提升作息效率的計時器，對編劇來說或許只是電影誇張的橋段，又豈能料到，這正是香港功課奴隸現實生活的必然部分？！ 而最終，王子拿了畢業證書，還是變成了基層勞工，活在彈性勞動的陰影中。他能否重拾B-612號小行星和玫瑰的記憶？電影並沒有帶來太多樂觀的期許，或許「真正重要的東西」，最終只能「用自己的心才看見」吧！ 二、《那一天我們會飛？》 和《小王子》一樣，《哪一天我們會飛》並未對夢想作出過多的美化，同樣強調現實逼人的困境。即使如戲中一直堅持飛行夢的蘇博文，最終亦只能偷偷駕駛小型飛機飛往他的天堂，亦是如斯赤裸地，道出了堅持理想所必須付出的沉重代價。 至於長大後的余鳳芝 和彭盛華，正是香港上班族日常生活的殘酷寫照。重返母校既是追尋過去的人和事，更是重新尋回自己的起步點，令她們在片末看來已重新振作起來，重拾歲月不能磨滅的昔日情懷。這既似是為導演自己打打氣，也叫所有香港人勿忘初衷。 正如家明的影評指出，電影主題曲歌詞及電影提醒不要忘本，「記得」很重要。代表「初衷」與「夢想」的手工飛機，翱翔在曾懸掛「我要真普選」巨幅的獅子山旁。中年危機的中產夫妻少小離家老大回，跟後生打成一片；「這裏（我城）」於是仍有想像，後雨傘的寄寓相當明確。 但當中滲出的無奈，卻又如此揮之不去。 三、生涯規劃 我半年前的新書：《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1第一章曾提到，所謂的「生涯規劃」其實就等於「職業教育」，誘導大家尋找適合的行業，參加適合的培訓，然後找一份適合的工作，然後再累積經驗晋升更好的職位。這種邏輯和十數年前，官員經常掛在口邊的「自我增值，終身學習」，呼籲中年失業人士要接受「再培訓」，以應付來自本地和外來的市場競爭，完全沒有兩樣。 特區政府無非想告訴我們，想要「發揮興趣和潛能」，甚至想要「實踐夢想」，便首先要認清形勢，「識時務者為俊傑」，將自己打造成市場所需的勞動力，然後繼續按照市場的既定規律辦事。 過往十多年在香港推行的種種「展翔」、「青見」計劃，無非狹隘地強調年青一代的市場競爭力、求職必勝術、職場規劃學……卻完全觸碰不到青年人的真正夢想和創意，和他們所最需要的實驗和發展空間。情況便彷如把老虎困在鐵籠裡，卻硬要牠學習獵殺的技能，能夠得出怎樣的效果，自然早在預料之中。 四、「常識」和「默許」 恰巧在我剛出版的新書：《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2第五章亦提到，葛蘭西的主要概念「常識」（common sense），說白了，就是得過且過、消極地「混日子」、「過日子」的民間智慧，與其說這意味著安於現狀，倒不如說那是拒絕思考，懶得去管。… Read more 那一天，小王子會生涯規劃？

父親節那天，容容問我：爸爸，Bobo姐姐會不會坐監？我說：我們當然不想她坐監，但做人最重要是誠實面對自己，如果有天真的要坐監，那又有什麼值得害怕呢？ 其實，容容只是一個五歲的女孩，聽完她這句話，我的眼睛已經開始紅了。我想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為了這個城市和下一代的未來，我們同樣也有坐監的機會，是時候要有這種心理準備了。但認真地權衡一下，假如能夠令容容學會做個光明磊落的人，那又有什麼所謂呢？應該說這肯定是有賺冇賠的交易！ 顯而易見，以上對話的而且確曾經出現，並非我生安白造出來。因為一個五歲女孩竟會說出這話來，顯然已完完全全超出我的想像範圍。在我還是五歲、甚至是十歲的思想世界裡，有什麼人會被拉去坐監呢？當然是殺人放火的罪犯；但對我女兒來說，到底是什麼人會坐監呢？是勇於表達自己想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