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地球45億年歷史比作24小時，則過去的40000-50000年，只不過是最後的1秒；過去40-50年，更只是最後約0.001秒。幸運的是，我們共同見證了人類歷史上、以至地球歷史上轉變最迅速的一剎那；不幸的是，在我們之後，人類文明不知還能否延續下去…..

現時在香港教與學的主流經濟學，乃來自1970年代開始盛行的「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其中又以「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影響至鉅。它的成功主要在於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塗脂抹粉，為大企業大財團壟斷市場鳴鑼開道。落在香港這個號稱（當然亦只是號稱）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自然就更成為地產霸權的最佳拍檔，深受政商既得利益集團的愛戴……

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粧品，財富自然便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

本來主流經濟學家發表歪論，在香港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情，有朝一日不發表歪論才是大新聞！既然如此也不值得花時間反駁，否則就算辭去全職工作也不夠時間！但有時歪論發展到了一個極限，就會變成好像法輪大法般的畸論，迷信進入了邪教的境界，那它的威力便非同小可。但若從正面角度而言，畸論或許亦有機會讓昏睡中的信眾驚醒，連帶這些畸論所掩飾的荒謬政策，也頓然將孤狸的尾巴盡情暴露了出來。 以上感想，乃是看了雷鼎鳴在《晴報》的文章有感而發。假如不是《立場新聞》的記者告之，我也不會大費周章，專門找這些垃圾文章來看。但不看猶自可，一看還真是個重大發現，實在值得和更多人一起分享。 雷鼎鳴寫的〈郊野公園的社會成本〉（2015年1月2日），簡單來說，是指出郊野公園佔香港面積40％，過去10年則是平均每年1,257萬人次，以香港719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到郊野公園約有1.75次。因此他為郊野公園的使用效率及機會成本算帳，並提出一個思想實驗：假設有10％郊野公園的土地可發展，便足可供應建造50萬個單位以上；又假設租金平均下降1,000元，這樣每個家庭每年可省回12,000元的居住費用。香港每個住戶人數平均少於3人，即平均每名港人每年可省回4,000元的居住成本，719萬的人口，便每年共可節省288億元。 雷鼎鳴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郊野公園面積減少10％後，我們可假設遊人也減少10％，即訪客人次減少125萬人次左右。換言之，這125萬到訪郊野公園的機會成本是288億元，即平均而言，每人到訪郊野公園一次，其背後的社會成本是23,040元！」 經濟上的謬誤 本來如此誇張荒誕的畸論，任誰都可指出它的不合理之處，這裡只是不厭其煩地概括一下：首先，雷鼎鳴所說的「社會成本」，其實是指「經濟成本」，即香港人捱貴樓的「總體經濟成本」；假如按他所言增建五十萬個單位會帶來甚麼好處，那便是香港人所得的「總體經濟效益」，而減少百分之十郊野公園才是相關的「社會成本」。 其次，增建五十萬個單位會導至租金或樓價下調多少？雷鼎鳴採用的是經濟學ABC的「供求定律」。但任誰都知道，這項定律背後存在眾多的假設，例如並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市場存在嚴重壟斷的問題；也不會像香港現時的情況，存在大量外來熱錢投機的問題，造成市場嚴重扭曲的情況。 其三，較少人會觸及的問題是，以「供應主導」的政策來壓抑樓價，其實通常都會帶來沉重的經濟代價，例如是雷鼎鳴所說「八萬五」的情況。原因在於房屋從規劃、建築到推出市場，往往需要可能上十年的時間，也就是供應調節出現嚴重的滯後。天曉得十年之後，房屋的需求是否仍像今天那樣高，因此極容易出現過度供應的問題。「八萬五」帶來大量負資產，以至整體經濟萎縮，本來就是每個香港人的常識。 其四，同樣是較少人會觸及的，是上述政策並非令樓價下調，而是造成樓價異常波動，這無論對已置業和未置業人士，同樣不是一個好現象。整體經濟過度受到樓市問題困擾，也令工商百業停滯不前，社會及政治穩定也被波及。香港回歸以來的歷史，不是早已說明一切嗎？ 最後，真正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方法，並非採取（像目前政府般的）「供應主導」政策，而是應該將房屋非商品化，致力令住宅建來是讓人居住的，而不是基於投資以至投機的需要。這在我們過往出版的兩本專著：《住屋不是地產——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和《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5大基因》；以及本土研究社學以致用的新書：《供不得其所——香港長期房屋策略新視野》，都可以找到仔細的政策論述和建議。 政治社會上的謬誤 當然，以上只是從經濟上指出雷鼎鳴的謬誤，還未觸及問題的真正核心：香港人已不再一味用金錢來衡量價值，也就是走出了對 GDP、經濟增長的盲目崇拜，反思「中環價值」，趨向「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房屋vs.郊野」正是兩種價值觀的主要分野，正如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最近指出：「人們重視的不是物質、金錢、地位；反之是快樂的，是另類的交往，所追求的很不一樣…年輕一代當香港是家，有香港情懷，就近似台灣的鄉土情懷。他們不像上一代，想在香港盡量賺錢，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想香港更好，不單是為了錢。」 像雷鼎鳴這些生於上一代的人，他們不少都曾經歷童年貧困、經濟起飛、向上流動的人生旅程，套用英高赫（Ronald Inglehart）的說法，正正是屬於「物質主義」的一代，簡單來說就是眼中只有錢，藉以彌補成長階段的陰影；又或倒過來說，不值錢的東西像郊野公園，便沒有甚麼存在價值。相反下一代在成長階段，早已遠離物質匱乏的年代，因此亦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追求「衣食足」之後的「知榮辱」，是一些更高層次、主流經濟學家亦無從衡量的價值。 恰巧筆者本人亦是一個新機構──香港社會效益評估師學會的理事，同工們正致力推動「投資的社會回報」（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等國際盛行的評估工具，將經濟效益以外的廣泛社會環境效益，也納入企業、組織或項目的表現評價系統之中。例如將郊野公園改做房屋用途，短期內或會製造大量單位和經濟增長，中期卻造成樓市、經濟以至社會政治的不穩定，長遠而言，更是無可彌補的文化生態永久性損失。… Read more 當歪論變成畸論，威力亦變得無窮……

梁振英近日重提香港的青年人應往外闖，同時又認為輸入外地人才的關卡應該放寬，難免令人聯想到繼CEPA、自由行、各種金融互通的措施之後，中港融合的趨勢十年下來，最終輪到兩地人民的全面互換和轉移了。也難怪2014年香港其中一套最具代表性的電影：《旺角紅van》，說的正是香港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踪，而電影的標語則是：「還我香港」！ 此刻恰巧讀到「衡山之謀」的歷史故事，發覺實在太有啟發性，和香港當前面對的處境如出一轍，遂急不及待拿來和香港人分享一下。這個被內地學者稱為歷史上首次「貨幣戰爭」的故事源出《管子．輕重篇》，它記載了二千七百年前，齊國名相和經濟學家管仲向齊桓公獻計吞併衡山國的故事。 管仲採用的戰略是：派人出高價收購衡山國的兵器進行轉賣，從而誘使各國加入收購的行列，營造出天下爭購的局面。齊國到衡山收購兵器十個月後，果然燕、代兩國也開始派人去買，再過三個月後秦國也派人去買。衡山國的兵器大幅漲價，百姓於是都放棄農業來學習冶造兵器。齊國同時又派人到趙國高價收購糧食，各國知道後都運糧到齊國來賣。結果齊國花十七個月收購兵器，再用五個月的時間收購糧食，然後就封閉了邊境的關卡，斷絕與衡山國的往來。衡山國的兵器已經賣光，並且要高價到國外去搶購糧食，結果不久便被各國聯合瓜分了。 顯而易見，管仲利用了人類普遍的貪婪逐利心理，利誘衡山國進行大規模的兵器貿易，令該國以為這是難得的經濟機遇，便一面倒地把經濟押注在單一產業之上。但此舉不但令衡山國過度依賴兵器貿易，更造成它對齊國和各國市場的依賴，失去產業和生計上的自主性，連帶其他產業也變得日漸凋零。最終齊國甚至毋須動用一兵一卒，便已能成功把衡山國吞併了。 毋庸多說，衡山國的故事亦正是香港的故事。當我們只看見大中華潛力無限的市場，便難免把所有的資源押注其上，不但大街小巷轉營奶粉、金飾迎接自由行客，大小樓盤面向內地置業人士，連帶所有基建如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邊境和新界東北發展區，都盡皆一致向北望。加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推波助瀾，誤認這便是香港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所在，卻完全無視本土產業既有的多元性和靈活彈性，皆在這融合過程中被消磨殆盡。一旦日後內地有甚麼風吹草動，香港經濟也就完全返魂無術了。 在九七回歸後的初期，董建華曾一度力圖發展高科技和創意文化等產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重建本土優勢。但隨著「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近年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1 曾蔭權在2009年提出的六大產業──醫療、教育、環保、測檢認證、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儘管看似是董治時代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卻其實悉數依托於2008年底出台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大中華概念主導、甚至是主宰了香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吻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則沿襲了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作風，起碼從表面上來說，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並提供必要的基建和制度框架，則具體經濟運作、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作出調節。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衡擊，但在相當程度上，香港近年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 「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竿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能充當內地與國際貿易的門戶；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本土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尤其是在沙士、毒奶粉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香港和內地的比較優勢便大大凸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問題卻在於，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本土質素優勢，反而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Gresham’s Law）的情況，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或許香港和衡山國的惟一分別在於：衡山國的國君只是因為愚蠢，才中了管仲的圈套；香港的梁振英卻是中央派來的，只是在執行中央的意旨。 而愚蠢的則是主流經濟學家，或香港人，即你和我。 1 Tsang, “The Hong Kong Economy… Read more 梁振英的「衡山之謀」

2014年新登場最矚目的學術著作，肯定非法國學者皮卡提(Thomas Piketty)的《資本論：廿一世紀版》(Capital in Twenty First Century)莫屬。顧名思義，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樣，皮卡提將焦點瞄準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但卻採用了嶄新的數學方法量度不平等的程度。一般學者以往會通過不同階層的收入水平，來描述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但皮卡提則通過對政府稅收的細緻分析，將薪資收入和資產回報一併比較，而所呈現出來的貧富懸殊問題，竟較一般人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 但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不一樣，皮卡提所試圖論證的，卻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反祖現象」。與地主貴族相近的新食利階級，在廿一世紀仍能持續將財富壟斷之餘，尚可以不斷加強搜掠窮人的口袋。即使全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食利階級的回報仍急速膨脹，形成作者所謂＂r＞g＂的定律，即資產回報的增長速度，總是較經濟增長為快的局面。 新食利階級 香港人生活的必然部分 皮卡提的論證在西方引起廣泛關注，但對香港人來說卻是一般常識，是日常生活無法逃避的必然部分。撇除後工業時代薪資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香港人對有樓／冇樓一族之間的洪溝，資產帶來的財富分配不均早就耳熟能詳。正如我在數年前就曾指出過：「圈地運動」的一個致命邏輯是，沒有地的人永遠都不會有一寸地，只有先圈地的人才會有地，後來的世代便只能當「佃農」了，這並非階級而是種姓(caste)的分野，命中注定的一個零和遊戲，一切都早已規劃得井井有條。1 若我們從政治經濟學層面出發，則資產回報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卻不一定構成社會政治的不穩定。就正如封建時代歐洲的「領主體制」(manorialism)，佃農難以形成自立自主的政治力量，要麼便只能啞忍屈從於食利階級的剝削，要麼則通過與後者結盟達至利益共謀。佃農與食利階級之間存在的依附關係，甚至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若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葛蘭西的話，此乃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南方問題」(southern question)。顯然易見，有樓／冇樓一族所構成的凝固階級關係，與食利／佃農階級結構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至於在原居民聚居的廣大新界地區，領主體制的特徵就更不言而喻。必須指出，原居民作為民間僅有的長期組織力量，歴來與政府的關係都是錯綜複雜的，現時以丁屋為核心的鄉村系統，則主要源於1970年代發展新市鎮，港英政府與原居民所達至的妥協結果——原居民出售土地支持大興土木，換來包括丁權的一系列政治特權，最終並通過《基本法》加以鞏固和延續。至於長期以耕種為生、沒有土地的非原居民，則縱使在新界已居住了五、六十年，世世代代仍只能是位居次等的佃農。在近年新一波的新市鎮發展之中，非原居民難免再次首當其衝，辛苦建立的家園一夜間便被推土機進佔，成為首先被政府白白犧牲的對象。 若我們再進一步引進世代的視野，則1980、1990年代香港地產業起飛，上一代人早已通過圈地「上岸」，晋身食利階級，後來者(包括那些搭上1997年尾班車的不幸者)便只有望門輕歎的份兒。新一代雖然懷抱後物質主義的傾向，孕育出近年不少環繞保育議題的新社會運動，但活躍者畢竟只是社會上的少數，大部分年輕人仍是買不起樓，遠多於不想買樓。習慣受保護的新一代無法自主自立，成為寄居父母家中的「啃老族」，工作零散化則令他們難以累積財產，甚至衣食住行仍要父母代為操心，何嘗不是延續著食利／佃農階級的依附結構？ 隨著近年中港政治矛盾加劇，部分右翼人士提倡所謂「城邦體制」(municipalism)，建構香港城邦自治的意識型態想像。但如前所述，與其說香港經濟類似古希臘的雅典，又或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倒不如說香港便像是中世紀歐洲的領主莊園，無論統治及被統治階級皆深深地束縛於土地，世世代代坐享土地特權的食利階級，以及背天面土、灰頭土臉的佃農，均並不具備形成「自為階級」(class in itself)的變革潛能。右翼人士若無視下層建築的客觀基礎，忽略糾纏駁雜的社會經濟因素，則城邦僅是一廂情願的政治空想而已。 領主體制 回應衝擊乏力 由此而言，領主體制基於它的保守內向性，自然亦無法與時並進，情況就像歐洲封建時代末期，在新興政治經濟力量的衝擊下，領主體制根本已完全回應乏力。食利階級不斷加強對佃農階級的剝削，只反映領主體制晚期的末世心態，務求在制度崩潰前搜刮最後一分一毫。亦正如我數年前對高鐵所作出的描述：一方面，廣深港高鐵的興建，意味著香港將完全融入珠三角，日後大家可以即日來回，住在廣州但在香港上班，廣深港將會變成一個超級城市帶；另一方面，則意味著一種雞犬相聞、傳統鄰里生活的消逝，連同最近開發禁區邊境的新政策，新界鄉郊進一步被都市生活和經濟邏輯所吞噬。… Read more 皮卡提、領主體制、食利／佃農階級結構

2014年2月，為期四個月的《人口政策》諮詢完結，儘管號稱是「以民為本的人口政策」，並以「發展及培育人才，使香港的人口可持續地配合及推動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社會經濟發展……」為目標；但觀乎諮詢期內媒體報導的焦點，又或可稱為政府的真正議程，來來去去其實都只有一個：就是香港部分行業正面臨嚴重的勞工短缺。 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這些媒體報導均把問題的成因，盡情集中在勞動力的供應方──尤其是青年人的身上。報導通常會描述現今青年人不願吃苦，又或慣於依賴父母照顧；要不就是父母過度寵愛兒女，不放心他們從事過於操勞的工作。一些報導又會指青年人對薪酬、晉升機會和工作條件都相當揀擇，稍有不理想的話便會辭工旅行，或只願意從事工作量較輕省的零散工，又或索性在校園多留幾年。 筆者並不懷疑上述情況確實普遍存在，但把勞工短缺責任盡放在供應方，卻鮮有提及需求方──也就是相關行業和企業的處境，則肯定是以偏概全、甚或刻意誤導，而背後的政策動機亦昭然若揭。本文嘗試從更宏觀的視野出發，探討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濟結構的轉變，如何導致本土經濟自主性的逐步喪失，以及對勞工需求所帶來的潛在巨大影響。簡而言之，當官方主導的人口論述聚焦在「人力錯配」、「勞動力短缺」，本文則嘗試尋找「政策錯配」、「產業短缺」的問題癥結所在。 自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首任特首董建華經常掛在口邊的，是經濟轉型和邁向知識型經濟，為香港開拓高增值、高技術的新興產業，從而維持香港在中國以至亞洲區的競爭力。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五十萬人上街，遂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推動中港融合。但自2006年以來，香港失業率長期維持在5%以下，即使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並無顯著回升，近年更跌至接近3%極低水平；但期間堅尼系數則不斷上升，反映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增長遠較高收入人士緩慢。 然而，香港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進一步擴充高等教育，卻是早在董建華時代、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主政下，已奠下的「教育八萬五」鴻圖大計。教育政策原旨在提供高技術人才，以配合香港經濟轉型的需要；但現時經濟轉型已住口不提了，驅使青年人（尤其以自資方式）不斷進修卻是大勢所趨，試問香港還哪裏去找服務業殷切的前線基層員工？在日積月累的政策扭曲和錯配下，我們遂最終看到今天的《人口政策》指出：「雇主與教育機構必須就課程設計及提供實習經驗方面加強協作。此外，學校亦須加強職業輔導服務，俾能協助學生選擇適合其發展的職業……我們需要更多語文能力和溝通技巧俱佳、成熟幹練的畢業生，以為不同客戶提供服務；而這些畢業生亦須具有全球視野和良好的職業操守……」 說穿了，無非只是國王新衣底下、拙劣不堪的遮醜布而已。

尤記得約在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仍未發生，東亞發展模式如日中天之際，「發展型政體」（developmental state）成為全球追捧的典範。尤其是「四小龍」中的南韓、台灣和新加坡，當地政府均採取積極扶持的態度，以「干預型政策」（interventionist policies）作為推動經濟的強大動力，惟獨香港則始終以「不干預」（non-interventionist）哲學自居。箇中是虛是實、孰真孰假，早已引起學術界的不少爭論；只是在右翼經濟學家的不斷催眠下，不少香港人對「不干預」的神話仍深信不疑。 從「符碌視角」到「轉軌視角」 筆者曾經嘗試以一種「符碌視角」，1 來分析九七前所謂的香港「經濟奇迹」。不說不知，原來香港俚語「符碌」一詞，乃是來自英文fluke，正是指全靠運氣、出乎意料之外，現時回看實在是倍感親切。 但在九七大限臨近之際，香港經濟卻在工業北移的趨勢下，面臨「空洞化」和「曼克頓化」的危機。如何通過新上任的特區政府積極介入，推動香港產業結構轉型和提升競爭優勢，鞏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曾一度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之一。其中1997年由金融商貿界推出Hong Kong Advantage Report，便直接移植自哈佛大學管理學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的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推動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體系，並以亞洲金融貿易樞紐（hub）作為定位，以面對全球化趨勢下的激烈競爭，及鄰近城市如新加坡及上海的挑戰。 1997至2005年，儘管在董建華的七年任內，通過馮國經、唐英年和錢果豐等政商聯盟，推動數碼港、科學園、迪士尼和西九文化區等資訊科技和創意文化產業，成果實在只能算是差強人意；但與此同時，董亦通過梁錦松、李國章和羅范椒芬等嫡系愛將，大力推動教育改革和擴充專上學額，包括大幅提高大專入學率至六成，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的發展，這項被稱為「教育八萬五」的政策，其影響甚至可能較產業改革更為深遠。正如呂大樂在晚近著作中指出，2 特區政府大幅擴展專上教育學額，但卻不願意在財政上作出承擔，於是便想出了通過教育產業化，包括大量開發自資的副學位課程，來作為專上教育迅速普及化的主要手段。而到了2009年，曾蔭權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教育就更加名列其中，香港進一步被定位為地區性的教育樞紐，矢志成為整個亞洲區學生的升學中心。 事實上，自九七香港回歸之後，八家大學招收海外學生數目一直上升，由1996／97的1,239人，急增至2008／09的8,392人。而在教育產業化政策推出之後，招收海外學生數目更急增至2012／13的13,661人。但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留學生所佔的比率，亦由1996／97的63.8%增加至80.3%。香港的大學在不斷推行國際化之際，最終卻取得了國族化的效果。正如呂大樂指出，教育產業化與擴展本地專上教育的政策，自始至終並沒有清晰明確的分工。儘管八家大學在招收內地本科生比率受到限制，但在研究院課程的缺口已大幅打開，令香港的大學最終無法免於國族化的趨勢。… Read more 大學國際化抑或國族化？

剛好就在波特（Michael Porter）發表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後不久，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伊凡（Peter Evans）亦出版了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1995）一書，指出「發展型政體」能夠成功的主要因素，乃在於政體既能建立廣泛的社會經濟網絡（即embedded），但卻仍能保持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和自主性（即autonomy），得以充當擺平不同利益集團的公證角色。因此儘管管治體制與發展議程高度扣連，但卻不致淪為分贓工具，而經濟成果得以相對公平的分配，由此高速增長亦不對政治穩定構成危害。 然而，伊凡卻同時指出，「發展型政體」很可能只是出於歷史偶然，世界各地更加普遍存在「掠食型政體」（predatory state），管治體制的「干預之手」既無遠弗屆，統治者本身亦從中「上下其手」，參與瓜分各類公私經濟利益的「尋租行為」。由此政體不但存在廣泛的社會經濟網絡，甚至是與各種利益糾纏不清，同流合污，喪失僅有的超然和中立角色。如此不但社會經濟發展面臨僵局，一籌莫展，連帶政治亦只會陷入一片亂局。 掠奪型的「羣帶資本主義」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展型政體」的神話早已蕩然無存，東亞發展模式亦由天堂跌入地獄。其中尤以克魯曼（Paul Krugman）發揚光大的「羣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一詞，最能反映對此等管治體制的質疑。在過去深受尊崇的「東亞奇迹」背後，真實面貌乃是通過威權政府的專制統治，藉高壓手段榨取重要的經濟資源，然後高度選擇性地向個別行業和財團輸送，從而達至片面的、失衡的高增長假象。表面上，「發展型政體」與「掠食型政體」南轅北轍，代表了好與壞的管治體制的兩極；實際上，「發展型政體」與「掠食型政體」互為表裏，往往只是一個銅幣的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