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馬田史高西斯廣受好評的新作《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面世。我在前去戲院的路上，順道去了圖書館，意外看見一本叫《Invested Indifference: How Violence Persists in Settler Colonial Society》（2020，作者Kara Granzow）的書，中文名字大可翻譯成「培養冷漠」。

我想，將《花月殺手》加上「培養冷漠」的副題，正是恰當不過（以下內容含有劇透）。

電影主要講述廿世紀初，美國Osage保留地意外發現石油，以致當地原住民一夜間暴富，吸引大量白人遷進謀生，甚至爭相與原住民組織家庭。其後大量原住民神秘死亡，最終揭發白人有組織的謀財害命計劃。此乃由真實的歷史案件改編，美國FBI正是因為此案而成立。

《花月殺手》並無太多懸疑或曲折成分，只是相對平實地敍述原住民和白人的關係，並聚焦在Ernest和Mollie一對異族配偶身上。電影赤裸裸地呈現的，卻是一眾白人視原住民人命如麻，毫不吝嗇地大量向他們痛下毒手，執法部門對此亦漠不關心；看似善長人翁的社區領袖、原住民和白人之間的橋樑，卻是人面獸心的幕後主腦。相反原住民則顯得魯鈍麻痹，沉醉在物欲生活和花言巧語裡，唯有Mollie堅持查出家人相繼遇害的真相。

歷史上真實的Ernest，一直有在Mollie的藥物中下毒，電影中則說Ernest並不明白其嚴重性，只是叔叔Bill主使下愚昧行事；而Mollie似乎也沉醉在愛情中，對Ernest構成的威脅毫無警覺，事實是在Ernest鋃鐺入獄後，Mollie仍改嫁給另一白人。這似亦反映Osage原住民對白人的依賴，早已深入到社會文化結構之中，並未因為謀殺案件而有所改變。

史高西斯選擇如此敏感和真實題材，大概亦有其明確的政治動機，特別是針對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氣焰的一種回應；但不無諷刺地，電影反映種族積習和枷鎖的根深蒂固，那種視少數族裔為次等人種的成見，那份經年累月培養出來的集體冷漠，要扭轉實在談何容易。假如電影中的Ernest和Mollie，在漫長的相處中培養出真正感情；則置身於「培養冷漠」的大環境中，這丁點兒感情根本無足掛齒。

看罷《花月殺手》，回頭再看《Invested Indifference》作對照，就更令人扼腕嘆息。

假如《花月殺手》聚焦廿世紀初的奧克拉荷馬州，《Invested Indifference》則俯瞰三個世紀的阿伯達省、不同年代原住民婦女的處境。Granzow分別通過十九世紀殖民者的文獻、廿世紀中葉的醫院紀錄和廿一世紀愛民頓警方的檔案，審視原住民婦女的生命安全長期備受漠視，惡劣處境完全得不到改善，絕非僅僅由於廣泛社會欠缺同理心，而是漫長歲月殖民地體制培養而成。

Granzow以2004年國際特赦組織一份報告為開端，報告指原住民婦女和女童面對的暴力威脅，加拿大社會普遍漠不關心，此乃助長暴力和侵害的基本因素之一；Granzow則進一步深入挖掘，力證在「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宏觀歷史脈絡下，暴力乃植根於正規體制的論述和運作邏輯中。對原住民的非人化處理和對其生命的蔑視，乃是有組織和有系統建構而成。因此冷漠絕非源於無心之失，而是精心鍛造出來的結果。

由此「培養冷漠」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延續性，即使到了今天的加拿大仍歷久彌新。在《Invested Indifference》中提到，針對近年嚴重的婦女失踪及被殺狀況，愛民頓皇家騎警曾成立專責小組，搜集被認定為「高危」群組婦女、例如街頭妓女的個人資料，包括她們的DNA樣本。Granzow直指這種做法，不但無助保護婦女免受暴力侵害，反而是提前宣告她們的「死亡」——DNA樣本只有助未來可能需要進行的認屍工作。正規體制如何將人剔出人的範疇，正是「培養冷漠」的結構性基礎。

在我曾親身接觸的另一政策範疇，加拿大原住民子女撫養權被任意剝奪的例子比比皆是，對一個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而言，實在已達到觸目驚心的程度。毋庸多言，這是加拿大「培養冷漠」的又一經典案例，而匪夷所思的是，竟然沒有人覺得它是一個問題。未來有機會再詳談。

《Invested Indifference》正好沉痛地告訴我們，不但「花月殺手」仍然活在我們的世界，而且「培養冷漠」，正是繼續孕育這些殺手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