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23年，正好是出版《住屋不是地產 : 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以及影子長策會專欄創建的十周年。過去十年，房屋、土地、規劃、基建和保育等範疇，既佔據了我相當比重的研究、倡議和抗爭工作，恰巧亦標誌了香港社會政治矛盾急劇惡化的關鍵因素。

十年過去，香港早已變得面目全非、滿目瘡痍；但作為危機構成的主要背景之一，還是值得溫故知新。

自2012年梁振英上台，香港進入「盲搶地」的年代，地產霸權進一步嚴重失衡；與此同時，以大灣區規劃為綱的中港融合，則以前所未見的速度進逼；所謂中港矛盾的全面激化，正好亦在這時期出現。及至林鄭提出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以至修訂《逃犯條例》，在在皆顯示特區政府不但脫離民意，甚至已完全脫離香港現實。

脫離香港現實的，不但是香港高層的政商精英，還包括了「德高望重」的尊貴學者；「政商學勾結」可被概括為香港的致命因素，但主流經濟學者所作的孽，卻在客觀超然的學術包裝，加上香港對自由經濟近乎邪教般的迷信下，完全沒有被揭示出來。我在2022年出版的《經濟學？講呢啲！》，正是希望在這範疇略作補白；但學術範式的抽象討論，卻總無法惹起大眾的廣泛關注。

在此謹節錄《住屋不是地產》的第2.3章「自置居所的意識形態」，特別是針對香港大學王于漸《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2013）的批判，整篇第2章則已上載於此。該書對房屋政策提出扭曲、即近變態的分析，恰巧亦為官方主導意識形態鳴鑼開道；該書甚至「啟發」了我們，以至深感創立影子長策會加以抗衡的必要。若想對上述兩書深入了解，亦可在連結中找到各大學圖書館的位置。

正如近20年前上映的《無間道II》指出：「出得嚟行，預咗要還！」謹此呼籲讀者去信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或是王于漸本人，和他們計算一下過去對香港作過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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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自置居所的意識形態

儘管自置居所需求的形成，涉及特定的社會歴史條件，並有賴外在的制度環境配合，但在過去近三十年，它卻早已被塑造成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彷彿自有人類社會以來，自置居所皆是全民追求的共同目標。歸根結柢，這其實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泛濫，私營化和金融化政策理念的主導，具有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尤其是貌似科學包裝的經濟學說，既深受政府和私營部門的權威認可，亦搶佔日常媒體輿論的大小地盤，「官—商—學」一體化的論述生產體系，難免成為建構自置居所迷思的主要推動力。

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的近作：《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2013），正是著力打造此類意識形態權威的表表者。作為香港知名的經濟學者和房屋問題專家，王于漸在特區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可說已是個公開的秘密：1998年，董建華推出七成自置居所政策和租置計劃，梁振英作為房屋政策主要負責人，王便是主要的智囊和倡議者；到了十五年後的今天，當梁振英政府再度重提久違的自置居所理念，王的著作亦剛好在此時此刻面世，公眾對當中的建議就更不能掉以輕心。

簡略而言，王于漸新書的主題是重提租置計劃，並建議（不無令人驚奇地）將自置居所比率提高至八成。此一方案的重點在於：將現行公屋及居屋政策合二為一，統稱為「資助房屋計劃」（Subsidized Home Scheme），讓所有合資格申請人選擇「可租可買」，樓價為中低收入家庭可負擔的水平，購入單位五年後即可毋須補地價自由轉讓。以下是王于漸所宣稱的資助房屋計劃的優點（31—33頁），以及本文提出的質疑：

王于漸資助房屋計劃的優點	理據	質疑
一、釋放經濟價值	資助單位的土地是寶貴資源，交由住戶自由運用，可充分發揮其價值，由此溢出的經濟效應令全民受惠	將公屋商品化只是釋放其交換價值，未必提升使用價值，反而增加社會對地產業的依賴，製造市場波動和經濟泡沫，無助香港尋找新的經濟動力
二、增加上流機會	割價向住戶送出地權，讓八成市民擁有居所，可大大改善社會流動的機會，縮小人生起步點不同的差距	人人共享土地權利固然無人反對，但對於那些超出申請資格，又或輪候上樓市民卻不公平；過度放任流轉，只會令無節制的市場力量，驅動如森林定律般的汰弱留強，令資源迅速再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三、減輕庫房負擔	出售公屋不但減輕庫房負擔，甚至能帶來額外收入，增加對弱勢社群照顧	特區政府並無短期收入不足問題，將公屋居民與弱勢社群的照顧對立是假命題
四、解決私人住宅短缺	資助單位日後自由放售，可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對穩定樓價有一定的幫助	放售資助單位，只意味戶主套現購入更大更貴單位，在總體住宅供應並無增加下，反而進一步刺激樓價上升；出租公屋單位數目則相應減少，令輪候上樓市民利益受損
四、取締寮屋及取代丁屋	以資助房屋計劃作為寮屋收地補償，將對住戶較為吸引；最終亦可通過它來取代丁屋政策	寮屋居民長期依附土地，體現地權屬天經地義，但卻不等於資助房屋計劃是適當手段；丁權則只應體現在村界之內，毋須政府撥地或增撥資源解決

此外王于漸還認為，八成自置居所不但可以根治香港的房屋問題，更可處理香港面對的五個基本政治經濟問題。以下是王于漸所提的相關理據（36—38頁），以及本文提出的質疑：

王于漸：五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	理據	質疑
一、滿足市民對可負擔價格的住屋需求	在開放型經濟下，難以負擔高地價的市民，能通過資助房屋計劃滿足住屋需求	置業和住屋需求不應被混淆，提高自置居所比率未必就能真正滿足住屋需求
二、就以住屋作為儲蓄保值、社會進階的關鍵作用作出回應	同上	資助房屋過度放任流轉，只會令無節制的市場力量，驅動如森林定律般的汰弱留強，令資源迅速再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三、認識到今後長期內，賣地仍然是庫房的重要收入	住戶享有土地最大價值，方能有效運用，間接鞏固政府財政來源	擴大社會對地產業的依賴，無助香港尋找新的經濟動力，只會令稅基變得愈來愈狹窄
四、盡量降低物業市場，定期形成泡沫的制度性風險	資助單位資產值內含政府補助，在周期性的商業起落中獲得保障，令業主較能抵禦樓市波動的衝擊	片面強調樓市受外圍經濟環境的左右，忽視政策對樓市泡沫形成的潛在作用，這在1997—2002年已表露無遺
五、確保土地和物業發展，與融合策略相輔相成	絕大多數家庭有樓在手，資產有了保證，目前的「圍城」心態自會消除，豁然面對香港同時與內地和全球經濟的融合	極度低估了中港矛盾的政治文化面向；即使單從經濟角度，資助房屋過度放任流轉，亦難達到保障港人優先的效果

針對所謂「五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資助房屋計劃和八成自置居所比率，充其量只能解決其一：「滿足市民對可負擔價格的住屋需求」；而對其四：「盡量降低物業市場，定期形成泡沫的制度性風險」，就更是製造而非解決問題的主要因素。就在不足十年前，香港仍有數以萬計負資產人士，王于漸（以至梁振英？）卻置若妄聞，竟簡單地將樓市泡沫歸咎於「周期性的商業起落」；沉重歴史教訓轉眼間已忘卻凈盡，現時樓市再度呈現脫離實際的虛高現象，彷彿政策偏差亦毋須為此負上任何責任。

歸根結抵，以王于漸等一群經濟學家為首的新自由主義者，所推崇備至的半賣半送公共資產，表面上是還富於民，實質上是還富於商—為普羅市民儲備足夠的首期，然後盡皆向一小撮地產商進貢。這套理論簡單地將政府與市場二分，卻漠視無節制市場的破壞力量，其實早已在近年大小的金融危機中盡顯—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正是由克林頓政府置業資助政策種下的次按危機禍延。當全球自由經濟的幻想早已破滅，新自由主義者仍抱持1970—1980年代的「成功經驗」，緬懷香港上一代人「白金升降機」的黃金年代，深信地產市場所創造的財富效應，能帶來安居樂業和社會穩定，自始至終，郤無視向地產業傾斜帶來的種種惡果。

正如王于漸在書中提及，2008年英女皇到訪倫敦經濟學院，問各大教授為何無人預見金融危機，所得到的回覆是：「危機的起因雖多，但未能預見其來襲時間、幅度和烈度，及時制止，主要是國內外一眾智者集體欠缺想像力，未能探明其對整體系統的風險。」對此王的批語是：「筆者在此引述，並非為這卓越而傲慢的專業向讀者謝罪，而只是說明洞悉先機之難。」卓越與否其實早已路人皆見，所差的只是當局者迷而已；至於傲慢，則其帶來的遺害之深，教授顯然亦未有汲取應得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