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成熟和後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二）

寫了〈從「離地本土」回歸「在地本土」〉¹一文後，意猶未盡，希望在「本土」現況分析的基礎上，再談「自決」這個面向未來的政治想像。

全共鬥vs.魚蛋革命

最近好友龍子維在facebook上，貼了小熊英二《如何改變社會──反抗運動的實踐與創造》中一段關於「先鋒黨」的文字：

看不到可能性之下，運動就越來越難號召人……到了這種局面，有沒有參與運動的覺悟就會成為被質疑的事，運動場合頻繁出現『你不來遊行嗎』『你要離開路障嗎』等質問。雖然沒有明講，但隱隱約約有著一種氛圍，好像在指責怕被警察逮捕的通通是「叛徒』，要他們都去自我批判一樣。這種讓人不舒服的方式，使得參加者越來越少，但如此反而更強化了留下來的人之間的道德主義，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不斷分裂與內部暴力的橫行下，他們只能以道德來約束自己繼續努力，變成一種忍耐大賽一般……在人數越來越少之下，有些團體開始主張唯有武力鬥爭的方式，才能喚醒沉迷於經濟成長的多數人。這麼一來就更多人脫隊，離開運動。（第三章）

龍子維問：明明是在講1968年日本的全共鬥運動，是否似曾相識？碰巧我們在合編《重構香港──從庶民空間到社區更新》（印象文字，即將出版）一書，²當中有一章談香港的夜市。剛巧碰上了農曆年旺角的魚蛋革命，我也曾寫下如此一段關於「先鋒黨」的文字：

追本溯源，魚革肇因於捍衛小販作為「本土文化」，原來亦是出於對重奪城市空間的號召。但在社群網絡動員模式的局限下，最終卻難以緊密扣連小販的具體處境，令捍衛「本土文化」難免淪為空洞的綱領——彷彿這就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所期許、毋須植根於客觀社會場景的突變契機(moment)；通過關鍵少數抗爭者開創新的局面，就更加充滿列寧式先鋒黨的影子。與其說這些人是盲動的群眾，倒不如說是預知社會前路的先知精英。

但問題卻在於，香港的城市空間既已容不下小販，亦容不下民間草根的創意和活力，由此衍生的魚革對於如何重奪和革新城市空間，反抗運動如何建立新的橋頭堡，同樣欠缺任何有跡可尋的政治想像。先鋒黨奠下了百多年來政治行動模式的典範，其後經毛澤東領導中共的群眾運動發揮光大；但現在主吹勇武抗爭的先鋒黨，卻仍然未知是什麼葫蘆在賣什麼藥。

有趣的是，再翻看小熊英二關於「先鋒黨」的描述，卻竟發現他在書中亦曾提到：

從結果來看，以先鋒黨的組織形態，達成革命成功的案例，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前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中，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形成很堅實的力量，成功地吸引民眾的支持。在這些國家，有不少領袖在獨立後仍身穿軍服。

而在西歐，依循社會民主主義路線而取得政權的政黨，在執政之後逐步制訂保障勞工權益的相關規定與福利政策，到了一九六○年代之後，勞工終於開始享受安定的生活，他們持續地把票投給社會民主黨，而激烈的社會運動方式則銷聲匿跡。（第二章）

先鋒黨vs.社會民主黨

從常識上來說，傳統泛民似是香港的社會民主政黨；但在現實上，除了爭取政治民主和實現普選的單一議題，泛民卻從無提出過更根本的社會改革綱領。以至最近有參與泛民政黨的年青朋友也向我抱怨，在黨內竟找不到志同道合投身政策研究的人！³

對於傳統泛民來說，或許沒有民主普選，正是問題的根源，就像那些發展中地區、殖民地和前工業社會一樣，還談什麼社會民主呢？由此泛民的意識型態領導權，近年遂急促讓位予那些號稱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自然也就更怪不怪了吧。

不過我想還是可以進一步深究，為何香港作為已發展（而非發展中）地區，除了政治體制上的先天局限外，民間卻竟也找不到半點社會民主的土壤？（想想當下的社民連！）香港人難道真的誠心信奉新自由主義，並安於與其眉來眼去、糾纏不清的「核心價值」？（想想領展和連鎖店！）對於此等問題，其實同樣可參考小熊英二關於後工業社會的探討：

因為「階級」、「女性」這些分類已經站不住腳，所以「我的不幸是因為我出身勞工階級」的意識就無法維持，比如女性可能會這樣想，「同樣是女人，也有人成功，所以我的失敗是自己的問題」，也就是把責任歸在自己身上。人們把原因歸結於不擅於處世等心理層面，而不認為和社會結構有關，他們閱讀各種實用的工具書或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尋求解套；卻不認為勞工或女性的社會運動與自己有關，這種個人化的趨勢越來越普遍。

從統計資料可以得知，出身家庭的經濟狀況，明顯地影響個人的學歷成就與就業；而且女性不管是在收入或地位的確處於弱勢。然而，代表「勞工」、「女性」的圖像越來越模糊後，將很難察覺真實的處境。成熟工業社會中，「女性」的圖像變得單一，農村女性並未被包含在內；來到後工業社會，則更進一步崩解，只剩下「個人」。

如此一來，社會運動就變得很難推展。「我們是勞工」、「我們是女性」的連帶意識無法成立。人們變得「自由」，我群意識難以維繫，陷入一種難以整合的狀況。在後工業社會裡，不只家庭與政治失去統整性而陷入不穩定，連社會運動也面臨相同的困境。（第二章）

火鍋vs.自助餐模式

在後工業社會裡，人們變得「自由」，但卻失去了「大台」，社會價值變得虛無，社會運動頓失依靠；物極必反，人們開始希望「逃避自由」，就正如弗洛姆筆下的納粹德國人民。這或許亦可以解釋了，為何有人開始嚮往「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小熊英二套用紀登斯的說法，稱之為「基本教義派」：

在此是指不承認自己是建構或被建構出來的，也拒絕參與可以改變關係的對話的態度。以蘇格拉底的邏輯來說，就是篤信某種絕對價值，沒辦法達到「無知就是智慧」的人。基本教義派的弊害就是暴力，以及拒絕對話……他們躲在宗教、民族、地方、性別認同裡，責難對方。世界上每個地方都有反移民運動，或印度的印度教右派的宗教基本教義派。他們各自建構世界觀、歷史觀與「傳統」，正當化自己的主張。無法忍受社會不確定性的人，就抱向基本教義派的懷抱。（第六章）

「基本教義派」，真就是香港面向未來的唯一選擇嗎？香港人就真的只能仿傚原住民或賽德克・巴萊的方式，來爭取自主和自決的權利嗎？對小熊英二來說，其實無論是前工業社會的「先鋒黨」，抑或是屬於工業社會的社會民主黨，均已無法對應後工業社會「原子化」、「個體化」的新局面。因為兩者仍一如既往地，無不從精英高高在上的角度，自上而下地建構某種絕對訴求，而沒有真正面對孤立個體「自己沒被當是一回事」的根本問題。

因此正本清源、回歸基本的方法，便是首先要將「人當是一回事」，回歸人的基本尊嚴和價值，而不是再一味依付在某種宏大的政治論述，然後把人挪用作鬥爭（或互相批鬥）的工具。對此小熊英二用了火鍋的比喻，來回應他認為早已過時的自助餐模式：

火鍋的特點是，大家可以參與料理過程，在一邊準備，一邊聊的過程中，我群意識於焉而生。因為是大家一起煮，所以不好吃也沒人敢抱怨，反而還會感到有趣。參與者的互動若能從購買食材的階段開始，更能減少抱怨度；如此一來，非但能降低不滿度，大家一起準備，交流時間也更充足，滿意度也提高了……

負責人應該做的，是找好的會場，而不是強迫別人接受他的決定。當各組越來越上手時，就可省掉照料的氣力。如果像是現在日本政府一樣，會費不夠辦餐會，負責人還得借錢來應急的話，更有採行火鍋大會的必要性……

那些認為「參與或對話等那麼麻煩的事，才不會有人想做」的人，通常都主張「應該交給強而有力的領導者」，或者倡導「個人應該從市場中進行自由的選擇」。這類言論是建立在以下的前提，亦即把人類視為喜歡掌控、傾向把未來交託給統治者，或者愛好「自由」的動物。不過，這種快樂的檔次未免太低，人類喜歡的是更高層次的快樂。（第七章）

顯然而見，小熊英二所期許的，乃是紀登斯所提倡的參與、對話又或商議式民主。它要求每個人負起自己的責任，先做一個願意自立自主的人，然後才談得上凝聚成我群的意識，建立真正自決的能力。先從民間一點一滴身體力行做起，我城才有真正自強的可能。但小熊英二最後一句說話，倒是說中了「即食」香港人的要害：

人類喜歡的是更高層次的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