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地經濟」回歸「在地經濟」

——工業、成熟和後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三)

讀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的新作《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天窗出版社,201410月),三位作者開宗明義,要藉這本書向當時得令的本土派開火,我本來亦是樂見其成的;但正所謂「曾偉雄放催激彈」,作者重鎚出擊不但沒有命中對方,反而徹徹底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那就未免顯得有點尷尬了。就和所有主流經濟學家一樣,作者總是要拿些「激進」的對手來開刀,但其實這只是子虛烏有的㨪子,目的只是趁機展露自己的學理定律。打中空氣還是小事,露了底而不自知,才最可悲。

「沒有經濟邏輯的本土主義,是香港經濟的死胡同」,這是徐家健對本土主義下的定論。簡略而言,作為美國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他,無非又是搬出所謂的「比較優勢定律」,說明「每個地方選取成本較低的生產活動進行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上與其他專業者換取自己所需」。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正是這種偽裝科學的所謂「定律」,命定貧窮國家只能從事低收入、低增值的產業,發達國家則透過WTO等號稱自由貿易、但卻極不公平的貿易條款,令窮國經濟長期陷於停滯依附的狀態。片面強調「比較優勢定律」的主流經濟學,難道不就是助紂為虐的帝皇之學嗎?

試將「比較優勢定律」搬到香港,每個地方皆應專注做最擅長的專業,因此香港理所當然獨沽一味地產!尤其是因為我們要相信自由市場的規律,因此就更應該致力打破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例如內地旅客和專才應該無限量輸入,香港股市樓市亦應對人民幣資金無限開放。總而言之,香港與大陸經濟打成一片,經濟融合香港便衣食無憂!徐家健或會以為我是個反蝗論者,不過我其實只是借用另類經濟學家──剛剛不幸與世長辭的曾澍基教授,所提出的另外一套論述而已。

2007年,曾基在香港歴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1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 ,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五十萬人上街而告終;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本土優勢觀」著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則「資源流動觀」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

顯而易見,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粧品,財富自然便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固然令質素優勢不復存在,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

在此謹向上述幾位作者,介紹我和朋友們出版的新書系列:《出賣新界東北:拆解地產霸權的5大攻略》和《重奪新界東北:構建城鄉郊共生的6大想像》,當中觸及地產、規劃、土地、房屋、新市鎮、保育、基建、運輸亦包括中港融合等廣泛議題。然而萬變不離其中,不同作者無非皆是指向一個焦點:市場自己是不會自動運作的,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必然受到政府政策(例如對樓市)的調控。問題根本不在於如何減少調控,而是如何避免政策向少撮利益集團傾斜,淪為「官商勾結」的分贓遊戲。既然主流經濟學者如此強調市場競爭規律,為何他們卻總是對壟斷扭曲不置一詞呢?

新書系列中還包括了《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5大基因》,更進一步剖析地產市場的扭曲、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的故意扭曲!在全世界,自置居所需求涉及特定的社會歴史條件,但在香港卻被塑造成一條金科玉律。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曾是董建華的主要智囊,在近作《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中華書局,2013中,便建議將自置居所比率提高至八成,及將現行公屋及居屋政策合二為一,統稱為「資助房屋計劃」,讓合資格申請人選擇「可租可買」,購入單位五年毋須補地價自由轉讓。這樣將公共資產半賣半送,表面上是還富於民,實質上是為普羅市民儲備足夠的首期,確保買樓炒樓活動有人承接,卻漠視無節制市場的破壞力量,把十多年前數以萬計負資產的慘痛經驗拋諸腦後

另一邊廂,王于漸的老拍檔、前中大副校長廖柏偉,則建議政府以「資助計劃」取代居屋,每年推出若干土地供發展商競投,並加上限時限呎限量的條款——樓盤必須盡快公開發售,樓價不限,一般置業及受資助人士均可認購,由此居屋和私人市場不再區分。受資助人士幾年後可將單位自由轉讓,只須償還當年建築樓面地價即可,可像其他業主般享受樓價上升的利益。2說穿了,這種「私營居屋」的特點無非在於:發展商可以更低價投地,並且無風險地接收受資助的穩定客源,穩賺更巨大的地價樓價差額。這難免令人想起四叔亦一度提出,免補地價興建年青人「上車盤」,兩者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執筆之際,恰巧聽見梯若爾(Jean Tirole)奪得諾貝爾經濟學奬。和今年大熱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一樣,又是來自法國的經濟學者,又是主流經濟學以外的另類選擇。正如諾貝爾奬評委所言:「大量行業皆被一家或少數大財團壟斷,一旦欠缺監管,會令市場對社會造成損害──定價過高、欠生產力的企業通過阻擋新競爭者來存活。梯若爾為這類市場扭曲注入新的研究動力,他對坐擁巨大市場力量財團的分析,聚焦在一個核心的政策問題上:就是政府應如何處理財團合謀,和如何監管壟斷市場的企業?」

驟眼看來,還以為諾貝爾奬評委在評論香港事務呢!香港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何時才懂得學學梯若爾,喚回沉睡已久的社會良知呢?

1 Tsang, Shu-ki (2007).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 ” The China Review, Vol. 7.2: 35–63.

2 廖柏偉:〈免地價資助置業比復建居屋好〉,香港:中央政策組。http://www.cpu.gov.hk/doc/en/commission_strategic_development/csdsub_liupw0509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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