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成熟和後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三）

讀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的新作《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天窗出版社，2014年10月），三位作者開宗明義，要藉這本書向當時得令的本土派開火，我本來亦是樂見其成的；但正所謂「曾偉雄放催激彈」，作者重鎚出擊不但沒有命中對方，反而徹徹底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那就未免顯得有點尷尬了。就和所有主流經濟學家一樣，作者總是要拿些「激進」的對手來開刀，但其實這只是子虛烏有的㨪子，目的只是趁機展露自己的學理定律。打中空氣還是小事，露了底而不自知，才最可悲。

「沒有經濟邏輯的本土主義，是香港經濟的死胡同」，這是徐家健對本土主義下的定論。簡略而言，作為美國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他，無非又是搬出所謂的「比較優勢定律」，說明「每個地方選取成本較低的生產活動進行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上與其他專業者換取自己所需」。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正是這種偽裝科學的所謂「定律」，命定貧窮國家只能從事低收入、低增值的產業，發達國家則透過WTO等號稱自由貿易、但卻極不公平的貿易條款，令窮國經濟長期陷於停滯依附的狀態。片面強調「比較優勢定律」的主流經濟學，難道不就是助紂為虐的帝皇之學嗎？

試將「比較優勢定律」搬到香港，每個地方皆應專注做最擅長的專業，因此香港理所當然獨沽一味地產！尤其是因為我們要相信自由市場的規律，因此就更應該致力打破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例如內地旅客和專才應該無限量輸入，香港股市樓市亦應對人民幣資金無限開放。總而言之，香港與大陸經濟打成一片，經濟融合香港便衣食無憂！徐家健或會以為我是個反蝗論者，不過我其實只是借用另類經濟學家──剛剛不幸與世長辭的曾澍基教授，所提出的另外一套論述而已。

2007年，曾基在香港歴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¹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 ，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五十萬人上街而告終；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本土優勢觀」著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則「資源流動觀」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

顯而易見，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粧品，財富自然便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固然令質素優勢不復存在，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

在此謹向上述幾位作者，介紹我和朋友們出版的新書系列：《出賣新界東北：拆解地產霸權的5大攻略》和《重奪新界東北：構建城鄉郊共生的6大想像》，當中觸及地產、規劃、土地、房屋、新市鎮、保育、基建、運輸…亦包括中港融合等廣泛議題。然而萬變不離其中，不同作者無非皆是指向一個焦點：市場自己是不會自動運作的，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必然受到政府政策（例如對樓市）的調控。問題根本不在於如何減少調控，而是如何避免政策向少撮利益集團傾斜，淪為「官商勾結」的分贓遊戲。既然主流經濟學者如此強調市場競爭規律，為何他們卻總是對壟斷扭曲不置一詞呢？

新書系列中還包括了《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5大基因》，更進一步剖析地產市場的扭曲、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的故意扭曲！在全世界，自置居所需求涉及特定的社會歴史條件，但在香港卻被塑造成一條金科玉律。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曾是董建華的主要智囊，在近作《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中華書局，2013）中，便建議將自置居所比率提高至八成，及將現行公屋及居屋政策合二為一，統稱為「資助房屋計劃」，讓合資格申請人選擇「可租可買」，購入單位五年毋須補地價自由轉讓。這樣將公共資產半賣半送，表面上是還富於民，實質上是為普羅市民儲備足夠的首期，確保買樓炒樓活動有人承接，卻漠視無節制市場的破壞力量，把十多年前數以萬計負資產的慘痛經驗拋諸腦後。

另一邊廂，王于漸的老拍檔、前中大副校長廖柏偉，則建議政府以「資助計劃」取代居屋，每年推出若干土地供發展商競投，並加上限時限呎限量的條款——樓盤必須盡快公開發售，樓價不限，一般置業及受資助人士均可認購，由此居屋和私人市場不再區分。受資助人士幾年後可將單位自由轉讓，只須償還當年建築樓面地價即可，可像其他業主般享受樓價上升的利益。²說穿了，這種「私營居屋」的特點無非在於：發展商可以更低價投地，並且無風險地接收受資助的穩定客源，穩賺更巨大的地價樓價差額。這難免令人想起四叔亦一度提出，免補地價興建年青人「上車盤」，兩者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執筆之際，恰巧聽見梯若爾（Jean Tirole）奪得諾貝爾經濟學奬。和今年大熱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一樣，又是來自法國的經濟學者，又是主流經濟學以外的另類選擇。正如諾貝爾奬評委所言：「大量行業皆被一家或少數大財團壟斷，一旦欠缺監管，會令市場對社會造成損害──定價過高、欠生產力的企業通過阻擋新競爭者來存活。梯若爾為這類市場扭曲注入新的研究動力，他對坐擁巨大市場力量財團的分析，聚焦在一個核心的政策問題上：就是政府應如何處理財團合謀，和如何監管壟斷市場的企業？」

驟眼看來，還以為諾貝爾奬評委在評論香港事務呢！香港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何時才懂得學學梯若爾，喚回沉睡已久的社會良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