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群眾社會到公民社會

2015年11月，中國網絡研究權威、北京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胡泳造訪理工大學，就社群媒體如微博、微信等興起對公民社會發展的意義，進行了一場專題講座，並引起了一些有趣的爭論。胡泳認為北京政權長期藉群眾運動進行管治，甚至達到了如文革時期暴民專政的地步，相反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則完全欠缺發展的土壤。直至近年社群媒體的大規模湧現，不但有力突破官方的資訊控制，同時亦為公民社會發育提供了重要土壤，甚至構成制衡政府的重要政治力量。社群媒體對未來中國自由民主的發展，已帶來了影響深遠的範式轉移。¹

胡泳對對社群媒體表達了極度樂觀的看法，當場引起了不大不小的爭辯。持反對意見者認為，社群媒體只是民粹式的渲洩渠道，充斥各類謾罵和煽情的內容，主要來自沉迷網絡世界的憤青或屌絲。平庸膚淺的陳腔濫調淹沒多元開放的聲音，並不見得長遠有助形成進步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更遑論為公民社會營造發芽滋長的空間。事實上，社群媒體與過往群眾運動中的暴民專政，有更大的相通而非矛盾之處。這在西方政治傳統來說，亦可被理解為與公民社會對立的群眾社會（mass society）現象。如此社群媒體不但無助自由民主的實現，反更有利於威權暴政的擴張和鞏固。

關於群眾社會的理論探討，可追溯至兩戰之間德國社會學家曼凱姆（Karl Mannhiem）的經典著述，指出現代科技發展和大眾傳媒的普及，容易被用作政治宣傳和群眾動員的工具，營造躁動和變幻莫測的群眾情緒，為極端政治主張提供了尚佳的溫床。曼凱姆的其中一個主要洞見在於，群眾從來都擁有非理性的基因，只是過往會被束縛在私人領域如家庭之內，而現代科技和傳媒的發達，則把這些非理性基因充分彰顯出來，並形成驚人的集體政治力量。

假如曼凱姆代表相對保守的觀點，同期德國左翼批判理論家提出群眾文化（mass culture）或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理論，則從另一角度指向群眾容易被威權暴政支配，乃是納粹德國崛起的重要社會文化基礎，結論亦有不謀而合之處。二戰過後，作為法蘭克福學派承繼者的當代大哲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著名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論，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針對群眾社會和群眾文化反思的結果。

從公共領域到公共空間

當代我們所熟悉的公民社會概念，盡皆深受哈伯瑪斯公共領域概念的影響，問題是正如我曾不厭其煩地指出，政治哲學家無論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或哈伯馬斯，均重視物質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作為公民自由溝通、交流的領域。²其中阿倫特具體以古希臘城邦廣場為典範，展示在公共空間之中公民行動和集體參與的可能；至於哈伯馬斯的公共空間則較具包容性，他認為例如媒體出版、文化藝術和學術思辨，雖屬非物質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但同時亦兼具公共空間的功能。

然而，現代自由民主與古希臘城邦的一個根本差異，在於現代自由主義乃是建基於私有產權（private property）制度，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的歴史發展雙軌並行。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基人如洛克和斯密等，均甚強調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市場力量，是如何能有效調和並促進整體社會利益。費沙（Nancy Fraser）針對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作出了最廣為人所熟知的批判，指他很可能把早期公共領域過於美化，將它化身成公共／普遍利益的捍衛者，實際上只代表著白人男性資產階級的主導價值，營造出理性溝通和民主參與的假象。³

當代城市社會學者沃森（Sophie Watson）關於市集（marketplaces）的研究，相信最能體現費沙所期許的、混雜流動的公共空間的特質。恰巧她在去年亦曾造訪香港，我亦有機會列席其研討會。她說人們日常所談的公共空間，主要是指「正規公共空間」，例如廣場和公園，往往傾向功能單一，軟硬件配置僵化，實際情況是「空間」較「公共」的元素為多。由此帶出她更看重的「非正規公共空間」，這往往並非城市管理者自上而下設定的，反而是由民眾自下而上共同塑造出來的，創意地使用街道和城市空間的形式。這種多元互動的包容空間，容許五花八門的社會生活拼貼混雜，讓千差萬別的人無拘無束地交流。⁴

墟市小販與公民社會

毫無疑問，小販、傳統市集和街頭表演，甚至是露宿或行乞諸如此類，均是沃森筆下「非正規公共空間」的典型。這些民眾創意確很難令人聯想到公共領域，在哈伯馬斯的大論述中難以找到位置，和當代公民社會的發展更彷彿毫不相干。對公共領域過於美化和理想化的一貫想像，彷彿早已讓人忘記，開放流動的市場活動及其所承載的多元混雜社會關係，乃是打造公共空間不可或缺的基石。推而廣之，市場社會正是公民社會確立的下層建築基礎，而公民社會則反過來確保資本主義的暢順運作。

強調市場社會和公民社會的千絲萬縷關係，而非哈伯馬斯式公共領域的獨善其身，其實並沒有什麼獨到的創見，只是還原左翼批判理論的基本步——重新回到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獄中扎記》的描述，視公民社會為國家機器外圍的壕溝，既是資本主義賴以建立霸權體制的基礎，亦是反抗運動進行「位置之戰」（war of position）的橋頭堡。公民社會的進步或保守性，從來不是先天命定的，它是特定歷史形勢下，不同階級之間互動角力的結果。

事實上，恰恰正是在高度壟斷的資本主義下，香港城市空間被異常嚴密地操控。在（極具葛蘭西意味的）地產霸權體制的壓迫下，香港既有的市場社會全面凋零萎縮，自由市場體制早已名存實亡，只一味靠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斷塗脂抹粉，文過飾非。曾積極參與政治行動的公民，皆愈益被打造成被動無知的消費者，終日在僵化規劃的商場空間中坐困愁城，光顧千篇一律的連鎖店。百花齊放的市場活動則被全面打壓，墟市小販失去僅有的容身空間，民間草根的創意和活力難以延續。既然市場社會的下層建築不斷被蠶食，香港公民社會亦難免失去進步的動力。

就在上述胡泳講座後不足三個月，香港農暦新年發生了一場魚蛋革命，讓所有人都難免感到不知所措。觸發我作出上述冗長理論回顧的，是李達寧的一篇評論文章：「從雨革到魚革，公民社會的範式轉移」（《明報》2016年2月14日）。文中異常精辟地提到，年多前的雨傘革命之出現，正是要挽救香港傾頽的公民社會，力圖令香港重回自由民主的發展軌跡。而我卻希望在此補充，在雨傘運動中建立的金鐘村、銅鑼灣村和旺角村，則正好讓人重拾那種久遺的社區關係和情懷，代表著重奪城市空間的重要嘗試。

告別公民社會之後…

正如李達寧進一步指出，隨著雨傘運動無法取得實質成果，公民社會價值也失去了現實條件。很多人對理性、和平、非暴力的規範，甚至那些被視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失去信心，而本土派提倡的勇武抗爭則愈來愈有市場。若雨革無法力挽香港公民社會於既倒，則魚革便意味著正式告別公民社會之後的首役。

而我則希望在此補充，追本溯源，魚革肇因於捍衛小販作為「本土文化」，原來亦是出於對重奪城市空間的號召。但在社群網絡動員模式的局限下，最終卻難以緊密扣連小販的具體處境，令捍衛「本土文化」難免淪為空洞的綱領——彷彿這就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所期許、毋須植根於客觀社會場景的突變契機(moment)；通過關鍵少數抗爭者開創新的局面，就更加充滿列寧式先鋒黨的影子。與其說這些人是盲動的群眾，倒不如說是預知社會前路的先知精英。

但問題卻在於，香港的城市空間既已容不下小販，亦容不下民間草根的創意和活力，由此衍生的魚革對於如何重奪和革新城市空間，反抗運動如何建立新的橋頭堡，同樣欠缺任何有跡可尋的政治想像。先鋒黨奠下了百多年來政治行動模式的典範，其後經毛澤東領導中共的群眾運動發揮光大，甚至連華叔在創立民主黨時亦汲取不少養份；但現在主吹勇武抗爭的先鋒黨，卻仍然未知是什麼葫蘆在賣什麼藥。

李達寧文章所試圖論證的是，再談已成過去式的公民社會價值，已經於事無補；從雨革到魚革所展示的，乃是當下政治行動的範式轉移。由此再談小販抗爭的社會文化基礎，已不再是問題的重點，市場社會下層建築的討論更彷彿毫不相干。李達寧所試圖建構的，乃是超越傳統左派社會批判的，一種嶄新的行動主體和政治動員模式，它命定地必須超越現實條件的諸多限制。

但這種行動主體的未來可能是什麼？對城市空間又產生什麼政治想像？到底是範式轉移抑或是被轉移？可惜至今卻完全找不著半點㾗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