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嘗試提出「城市共同體理論」的假說，以作為日後進一步探討的概念框架。這同樣利用辯證法處理普遍與個別、又或抽象和具體之間關係，並且在相當程度上，亦涉及「結構﹣行動者辯證」以及「空間﹣地方辯證」二個面向。以下列出的概念框架，既概括了上文的主要討論課題，同時亦引用哈維《叛逆的城市》（2012）中的相近段落作比較對照，讀者自能發現其重要的雷同之處：

一、自下而上的非正規公共空間（沃森假說）：除了由自上而下、規劃建築專家設定的正規公共空間，尚存在大量自下而上、市民共同塑造的非正規公共空間，最能體現城市五光十色的混雜流動性，但它往往亦是被規管和操控的對象。另參閱第二章「壟斷性競爭」的討論。

「城市乃是不同群體和階級混雜起來，所產生的持續轉變和過渡中的共同體。」（哈維（2012），67頁，下同）

二、產權體制狹縫中的城市共同體（法律地理學假說）：公共空間可被理解為市民集體擁有的城市共同體，公私有體制以外的共同產權。但在私有化至高無上的經濟教條下，共同產權往往成為被打壓和矮化的對象，並被排除在市民的記憶和想像之外。另參閱第三章「掠奪性累積」的討論。

「關於共同體的問題，我們必須概括地說，總是充滿矛盾並因而不斷出現爭議….我們在城市迥異空間所作的各種實踐，總會經歴被公私利益圈定、控制和擄取的過程。」（71﹣72頁）

三、共同產權管理的可行性（奧姆斯特朗假說）：共同產權存在使用損耗導至「擠塞」的潛在問題，但最終被「圈定」和私有化的話，建立管理體制的代價卻是多元開放性的消失。城市共同體正是權力互動下的動態調應過程。另參閱第四章「圈定與商品化」的討論。

「如何生產和誰能使用公共空間？怎樣規管、誰來規管和根據誰的利益？乃是一場持續的抗爭。使用公共空間和公共產品的抗爭在不斷上演中……一個共同體的維護可能意味另一共同體的犧牲，例如自然保育區的圍封，將意味公眾被禁止進場。但假設通過否定這個來保護那個共同體，乃是一種危險的想法。」（70、73頁）

四、混雜流動空間的可取性（雅布斯假說）：城市開放空間帶來創新和即興創意的動力，為社會經濟生活構成無窮的可能，形成具地方特質的「集體象徵資本」，但卻時刻面臨空間僵化凝固的威脅。另參閱延伸閱讀三關於「文化產業」的討論。

「因此共同體不應被理解為一件物件或資產，而是特定社群及與生計尤關的空間之間、不穩定和不斷被塑造的一種社會關係。實際上，這是一個「共同中」的實踐過程。由此建立的共同體或被特定群體使用、或局部或全面開放給所有人。」（73頁）

五、非常公共空間的可塑性（列斐伏爾假說）：城市既是市民集體創作和分享的成果， 亦是資本圈定和擄取利益的對象。但盛載著集體創意想像的非常公共空間，卻始終具有對城市權力重新定義的解放潛力。另參前述哈維「公共空間」一文。

「儘管共同體並非商品，即使它一定不能被圈定，也總會被拿來作市場交易之用。一個城市特定的地方氣質和魅力，乃是市民集體創造的成果，而旅遊業則試圖從中謀取壟斷租值。通過日常活動和各類抗爭，個體或社群創造了城市的社會世界，並創造了某種集體生活的共同體框架。這種地方上的文化創意共同體不會被消滅，但過渡濫用卻會變得劣質化和平庸化……不同個體或私人的計劃，皆試圖組織或捕捉城市共同體的界外效應，但同時又會對市場以外的環境帶來一些額外的影響。」（74、79頁）

「城市化正是關於城市共同體（例如公共空間或公共產品）的不斷生產，同時被私人利益不斷擄取和破壞的過程。」（80頁）

非正規公共空間 正規公共空間

城市共同體 私有化

共同產權 公共／私有產權

空間動態塑造 空間凝固僵化

非常公共空間 資本圈定擄取

產權轉向：從市民權利到股民權利

哈維在《叛逆的城市》中，曾提及1960年代瑞典曾出現「邁德納計劃」（Meidner Plan） ，建議向企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以換取工會對工資增幅的妥協，而收入則用作成立工人管理的信託基金，從而投資以至最終回購企業，並作為工人擁有的共同資產。這乃是從政策操作和實踐層面，建立城市共同體的最具體方案之一。「主要精神在於由集體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被看作集體而非私人資產。勞動創造的社會價值，即資本主義的共同體，乃是通過金錢作為普遍的量度標準。由此推論，共同體其實並非存在於歴史，而是至今一直被生產中。問題只是在於它不斷被資本所圈定、擄取和商品化，儘管它原是由集體勞動所生產的。」（77頁）

「邁德納計劃」最終並未在瑞典實現，但對北歐社會民主體制影響深遠。而晚近賴特的「真實烏托邦」計劃中，其搭檔John Roemer的「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方案，¹同樣是以平等分配資產擁有權為出發點。Roemer設想某個社會的所有成年人，均會獲政府分配一定面值的認股權證，它不能轉讓或兌換作金錢，但卻可以用作投資證券市場和分成紅利。此方案的好處是資產擁有權不再集中在一少撮人，並注入民主參與的企業管理模式，但同時又能兼容市場機制，令經濟資源能因應供求狀況調節。

Roemer的方案應用於企業，固然涉及資本主義擁有權體制的根本變革；但退而求其次，此方案若改用於城市共同體，例如公共空間或天然資源的管理上，其技術以至政治上的困難看來皆小許多。我們大可設想某屆市政府向市民發放認股權證，讓他們在一定時段內行使，適用範圍包括「回購」市內的公園、廣場，又或是市集和街道等，並由他們自行決定用途和進行集體管理。與Roemer方案相同之處是，這些認股權證不能兌換作金錢，但卻可以通過營運收入分成紅利。事實上，在2012年朴元淳當選南韓首爾市長，大力推動「共享城市」（sharing city）的運動，所描準的正是市內大量閒置空間，如何能從公私有產權轉化為城市共同體。現時全球各地城市普遍湧現的「參與性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亦甚具城市共同體管理模式的雛型，認股權證只是進一步促進公共資源的直接民主管理。

總括來說，《叛逆的城市》的要旨是城市權利與抗爭，但卻在城市共同體的課題上找到了最終的立足點。我們大可更直接了當地說，哈維原意是要探討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互動過程，結果卻墜進了股民社會（shareholder society）的討論；原旨是想探討政治上的市民權利，卻具體落實為經濟上的股民權利；初衷是探討上層建築的問題，最後卻回歸到下層建築和物質基礎。毫無疑問，城市政治和抗爭正是一種階級政治和抗爭，它必然建基、但卻不局限於狹義的物質利益分配上。而這，或許正是馬克思主義或曰批判地理學的核心精神所在。

《竊聽風雲3》的城市共同體 在香港，除了廣場、公園、市集和街道等之外，尚有一類廣受忽略的公共空間，其實亦甚具城市共同體的特質，那就是鄉郊地區的宗族祠堂，乃是屬於全族（往往是同姓人）的共同資產。時至今日，不少祠堂仍坐擁大量田地資產，俗稱「太公地」；每逢節日慶典，則保留了「太公分豬肉」等共享資源的習俗。 而在1898年租借新界前既有的「原居民」，就更在英治時代獲授予「丁權」，每名成年男丁均有權興建一座「丁屋」，以維持原居民的傳統鄉郊生活模式。電影《竊聽風雲3》（2014）正是描述「丁屋」政策的扭曲，「丁權」被大量收購作謀取地產暴利，到頭來反成了村治敗壞的元兇。撇除「丁屋」政策只惠及一小撮特權階級的本質，上述故事在相當程度上，亦是一齣城市共同體被圈定和商品化的悲劇。 關於通過股民權利體現公民權利的討論，另見拙作《共享城市：從社會企業、公平貿易、良心消費到共享經濟》（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