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對文化和權力場域鉅細無遺的描述，特別是專業官僚與文化精英千絲萬縷的糾割，無疑在微觀層次上，大大豐富了人們對當代文化支配的視野。綜合葛蘭西、波蘭尼和布迪厄的理論資源，我們大可粗略勾劃出一些對文化支配的構想。就正如哈維提出建立的「不均衡地理發展理論」，必須涵蓋四方面的條件，我也嘗試在此提出「文化支配理論」的假說，以作為日後進一步探討的概念框架：

一、統治階級策略的歴史地理軌跡（葛蘭西假說）：葛蘭西通過對西歐、美國、東／南歐的對比，提供了一幅公民社會「強﹣弱」的歴史地理系譜。而箇中決定性的因素，則包括統治階級策略、社會經濟發展狀態，甚至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分工等。後者正是葛蘭西所沒有明言、而布洛維認為相當關鍵的一項。尤其在全球資本無遠弗屆的今天，發展中國家和偏遠區域的「弱公民社會」，似乎更有利於「掠奪性累積」的進行；而在發達國家和全球城市之中，「強公民社會」則更有利於「彈性累積」及文化支配的運作。但不同政治經濟因素之間的關係卻遠非命定，仍需視乎特定歴史時空的「偶合」關係。

二、廣泛市場領域的多元互動（波蘭尼假說）：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分工，亦將（粗略地）左右地方上的社會經濟結構，包括（如延伸閱讀五探討的）生產和階級過程的組成、市場收入的主要模式，以至各類產業的比重，相關專業精英的背景和成份，以及階級互動角力的形式等。例如在「弱公民社會」中，是否存在更多第一及第二產業，專業精英更集中在生產服務業？相比之下，在「強公民社會」中，又是否存在更廣泛的流通、分配以至再分配領域，專業精英則集中在消費及社會服務業等？毫無疑問，凡此種種勢皆對文化支配的塑造極為重要。

三、經濟和文化資本所起的作用（布迪厄假說）：進一步走入微觀層次，則尤其是受僱於各類產業如生產、消費及社會服務業的專業精英，盡皆持有經濟和文化資本的迥異組合，（粗略地）構成如布迪厄所言的階級和個人的習性，被束縛在不同文化場域的象徵權力體制中。例如「弱公民社會」中的生產服務業精英，是否主要以經濟資本佔優，並且更著重短期物質利益？「強公民社會」中的消費及社會服務業精英（包括國家官僚，或通過再分配提供收入來源的文化及學術精英），又是否主要以文化資本佔優，但對物質／非物質利益分配並重？他們又會對文化支配下的階級互動，產生什麼影響？

四、特定歴史時空的實踐意義（實踐假說）：顯易而見，就以我們所身處的兩岸四地為例，本身已包含政治經濟秩序的區域分工、「強﹣弱」公民社會的鮮明對比、生產過程和產業結構的巨大差異，而這些又會（粗略地）左右專業精英的構成，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組合等等，盡皆影響到地方上的文化支配模式。例如中國大陸的內陸地區， 第一及第二產業相對集中，並存著弱或沒有公民社會的狀態，專業精英是否更多集中在生產服務業，並更著重短期物質利益？台灣消費及社會服務業則較發達，與強大的公民社會並行發展，文化精英是否更多以文化資本佔優，但對物質／非物質利益分配並重？

圖表：「文化霸權理論」的一些構想

……若哈維看了，他會怎樣說？

或許在《流動、掠奪與抗爭》出版之前，我應把這個概念框架電郵哈維，看看他會作出什麼評價。但即使實際上沒有這樣做，我們也大可猜想他會作出怎樣的回應──

特定社會文化條件固然千差萬別，構成地方上多元混雜的「偶合」關係，固然不能一概而論；但與此同時，卻仍難以脫離宏觀政經脈絡和階級互動形態，冥冥中自有恒久不變的歴史規律。這對應了如第五章所言，通過辯證法處理普遍與個別、又或抽象和具體之間關係，並且主要涉及「結構﹣行動者辯證」，以及「空間﹣地方辯證」二個面向。上述概念框架，應能大致滿足哈維在方法學上的要求。

至於文化支配的具體探討，顯然並非哈維著作的一貫命題。即使回到《The Urban Expriences》（1989）中關於區域聯盟的分析，亦更多出於「資本主義」和「地域的權力邏輯」，文化或意識型態因素並不重要。或許要真正洞悉哈維在這課題上的觀點，我們一方面可以通過第六章的討論，考究他對「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批判；另一方面，大概便只能回到《巴黎：現代性之都》（2003），特別是關於勞動力市場、社會再生產、消費文化、奇觀和閒暇等章節（第8﹣13章），是如何呈現巴黎作為最早的後工業城市，建立新的產業、階級結構以至文化支配體制。

正如第一章已概括地描述，1850﹣60年代的巴黎在奧斯曼的改造下，大型工業和工人階級被遷徙至城市的邊陲，市中心則換上了林蔭大道和百貨公司。在這宏大的空間改造過程中，不但技術工匠被無產階級取代了，新興行業和技術工種亦衍生大量中層管理職位，還有就是愈趨分工精細的工商百業，而且聘用了大量婦女和外來移民，令勞動力市場、產業和階級結構均起了巨變（第8至10章）。如前所述，房地產業的迅速發展，既將貧困人口驅趕至近郊，市中心則被新富的業主階級佔據。但最重要的，還是公共領域和消費生活的轉變。在奧斯曼的領導下，巴黎湧現各類嘉年華和大型盛典的奇觀（spectacles），揉合了政績工程和消費文化的雙重功能，百貨公司、時裝店、咖啡室、歌劇院和遊樂場等，均令巴黎成為琳瑯滿目的商品博物館。政府則力圖將政治化的群眾，打造成被動的消費者和旁觀者（spectators）（第11至12章）。

但哈維卻接著指出，這時不但巴黎的貧富懸殊大幅加劇，大型工業亦衍生更多勞資衝突，比產業工人處境更差的游民、妓女和乞丐等，則為巴黎街頭平添流動多變的因素。衣著入時的新中產白領成為矚目的新貴，但小本經營的小資產階級則日益面對嚴竣的市場競爭。奧斯曼方案將巴黎重劃成二十個行政區（arrondissements），也具有強烈的階級劃分意味，時至廿一世紀的今日仍歴久不衰。社區既促進各階級在空間上的集中，階級亦強化了不同社區的生活模式。凡此種種皆孕育出階級和社區新認同，既帶來了「巴黎人」的集體自豪感，也促進了階級意識和革命思想的冒現，並且最終播下巴黎公社運動的種子。而這，亦正是巴黎新興公民社會的具體寫照（第13章）。

或許對哈維而言，無論是在《巴黎：現代性之都》、《叛逆的城市》（2012）又或其他著作，公民社會均主要是一種城市現象（The Urban Expriences！）。「區域聯盟」和「結構一致性」，實際上均以城市作為空間基礎（第五章）。資本和人口在城市的高度集中，不但帶來翻天覆地的空間改造，為激烈的階級互動提供了必要的場景；同時亦如延伸閱讀三中指出，提供了源源不絕的「集體象徵資本」，創造出「彈性累積」的「後現代性的條件」。如此，文化支配，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種城市文化支配（urban cultural hegemony）。關於公共空間與公民權利的關係，另見專題討論二的進一步繕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