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姆斯特朗在200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成為歴來唯一女性和僅有的非經濟學家獲頒此項榮譽。在一般人的常識之中，擁有權（ownership）和產權（property rights）並無任何分別，但奧姆斯特朗則不斷提醒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即使人們沒有擁有權，但仍可局部對該產品行使某些權利，例如不少私人擁有的場所，均須開放給公眾使用或過路，不能將它圍封起來。在西方法律傳統中，這類進入或離開某個別人擁有的產業、尤其是私人擁有土地的權利，稱之為「用益物權」(usufruct)。 Schlager and Ostrom進而解構產權概念背後所可能包含的多層次意義：¹

進場：在不影響別人享用的機會下，享用產品帶來好處的權利；

離場：從產品取走利益的權利，例如在某水域取走魚獲；

管理：控制產品使用狀況的權利；

限制：賦與進場和離場資格的權利；

轉讓：出售或出租產品的權利。

在這種多層次產權的觀念下，私有產權至高無上的迷思被打破。即使是擁有權界定毫不含糊的產品，亦不意味其擁有者就能凌駕其他使用者的某些權利，不同持份者皆佔有一定的位置和角色。例如某些古蹟文物的擁有者，儘管最終仍是產品擁有權的持有人，但他們卻不能將物業隨意轉讓或出租，管理和限制權卻可能由政府或民間團體代理，而進場和離場的權利則必須開放給廣大公眾。正是基於各類產權多元混雜的特色，社會生活環環緊扣、互相依存的本質，同時亦開啟了公共空間的無限可能想像。

奧姆斯特朗又利用下圖的分析框架，根據使用損耗（subtractability）程度的高﹣低，以及進場限制（excludability）的高﹣低，將產權模式區分成四大類型：其中使用損耗和進場限制皆低者，正是典型的公共產品；使用損耗和進場限制皆高者，則是典型的私人產品。如前所述，此兩者皆屬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產權模式，餘下兩類則可稱為「類公共產品」(quasi public goods)，在現實世界中其實仍普遍存在。例如時下私人屋苑的休憩空間，其實往往並完全不開放給公眾使用，而是只開放給業主和住客使用，因其進場限制較高而使用損耗較低，而被稱為「會所產品」 (club good)或「過路費產品」(toll good)。最後一種便是「共同資源」，通常由政府部門管理的公共空間，如公園、圖書館、水資源和衛生設施等，其特點是任何使用者均可進場，但有限資源卻總有耗盡的可能，往往會形成分配過程中互不相讓的「囚徒困境」。²奧姆斯特朗畢生正是力圖論證，除有賴政府介入進行分配外，亦存在共同體成員之間協商和妥協的各種可能。

四類產權模式
	使用損耗 高 低
進場限制 低 高	共同資源	公共產品
	私人產品	會所產品
源於：Elinor Ostrom (1977, 2010).

Chris Webster罕有地利用一個類近的框架，以Hardin的「共同體悲劇」作為假設，探討公共空間的產權演化模式。其立論的基礎乃是在於：公共空間普遍只有極低的進場限制，因此通常會被視作公共產品；但事實上公共空間並非沒有使用損耗，使用人數增加至某水平便會出現「擠塞」（congestion）的現象；由此便衍生出使用效率下降的問題，並且需要設計相應的管理制度和進場限制；最終進場權利被「圈定」和凝固下來，公共空間也就被私有化成為私人產品，達至演化過程的最終均衡狀態。換句話說，公共空間面對「共同體悲劇」的困境，最終必須藉著私有產權的清晰界定，令擁有者落實有效的管理方法，方能達至稀缺空間資源更好的維護和有效的運用。

Webster對私有化的優點如此總結：「可能出現擠塞的情況下，圈定相關資源不但能限制使用量，同時有助提供誘因開發新的資源，維護或開拓解決方法，包括將社會成本加以內化。圈定不一定意味物理上的圍封，更重要的是法律上的圈定，以保障共享資源控制者的權利。釐清使用者之間旳產權分配，將有助公共空間吸引新的投資，並提升資源使用的效率。而維持公共產權和不設進場限制，個人或群體便沒有誘因投資或改善基建，亦不會謹慎善用那些不屬於自己的資源。」³

毫無疑問，Webster的立論乃是建基於主流經濟的偏見，盲目鼓吹對私有產權的迷信，對「共同體悲劇」的假設照單全收。但毋庸諱言，不同社會群體提出各種權利訴求，爭奪公共空間的話語權和使用權，撇除那種極狹隘的功利主義取向，以「擠塞」來描述公共空間的管理問題，其實亦確有其可取之處。城市空間的「雜」、「亂」，乃是現實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問題是Webster只片面看到「擠塞」帶來的負面社會成本，卻看不到它所帶來的「旺」、「繁」、「盛」，其實是極為重要的正面社會效益，亦是哈維筆下「集體象徵資本」不可或缺的元素。私有化作為將社會成本內化的過程，亦往往將城市空間的多元開放性同時消滅，也就是要把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

Sheila R. Foster和Nicole Stelle Garnett分別就城市公共空間，以共同資產模式管理的可行性和可取性，作出了較及時的文獻整理和分析。⁴二人均認同城市共同體，與奧姆斯特朗針對的鄉郊社區存在根本差異，特別是城市公共空間必然由地方政府所擁有，共同資產模式管理無可避免地受限於相關政策取向（事實上，奧姆斯特朗亦從沒有否定政府在共同體扮演的潛在角色）。此外，城市的混雜和多樣性亦遠較鄉郊社區為高，社區凝聚力和邊界意識並不像鄉郊般強。對此Foster指出，擁有穩定成員關係和較強社會資本的社群，將較容易建立長期的共同資產管理體制；否則只能有賴政府有意識和適度的介入，包括對資源相對匱乏的群體提供支援，才較有機會形成共同資產的管理體制。

Garnett則從所謂的「破窗理論」（亦是「共同體悲劇」的某種呈現）出發，指出成員背景相對同質和內聚的社區，往往具有更能的集體意識和秩序觀念，能建立更強的規範和互相監督，從而提高共同資產管理的可行性。尤其是在功能相對單一的土地用途之下，持份者（例如業主）具有較明顯的長遠共同利益（例如物業升值），對社區亦有較強的擁有感和投入感。問題是像Garnett描述這類內聚社區，實際上亦難免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共同資產實際上更接近會所產品，對內更像共同體但對外則更像私有資產，如此便很大程度偏離了城市共同體的可取性。

正如Foster引述另一學者Brigham Daniels提出的警告， 共同體提倡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模式的可持續性。但久而久之，卻又忽視了制度僵化和欠缺靈活性，會令原有持份者（即既得利益者）處於優勢地位，排拒其他額外持份者在共同體的權利，甚至抗拒管理模式作出任何變革。如此城市公共空間的功能亦會愈趨單一和狹隘，失卻了原來應有的多元開放活力。Foster稱這潛在困境為「共同體的合謀」（commons cartel），當共同資產管理變得可行之際，其可取性卻往往大幅被削弱。對此她提出管理模式必須設定時限，定期評估和檢討，容許共同體能與時俱進，適時作出恰當的變革。

與此同時，Garnett則引述Hanoch Dagan and Michael A. Heller的觀點，指出某種共同和私人產權混合體制的好處。適度的進場和離場限制實屬必需，但同時也要保持一定的靈活性，令共同產權能兼容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這種制度設計可稱之為「自由共同體」（liberal commons）。而Garnett亦進而指出，儘管公共空間的擁有權顯然屬於地方政府，但類似前述奧姆斯特朗的觀點，它對使用權的限制卻遠非絕對，在不同社會經濟情景之下，公共空間也會蛻變成共同甚或私有資產，即使從普通法的角度亦絕非鐵版一塊，一成不變。在相當的程度上，公共空間其實兼具了公共、共同和私有資產的某些特質，各方的比重和互動亦會隨著時間而不斷演化。

由此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共同資產管理乃是一種「圈定」vs.開放，又或是秩序vs.「擠塞」的辯證關係。「圈定」意味進場限制的不斷提高，但秩序改善的代價是混雜流動性的削弱，社會成本和效益同步收縮，到達一定程度便會變成私有產權；相反若進場限制得到適度的放寬，逐步鐘擺至共同產權的另一極 ，則城市共同體又會重新變得多元開放，而代價卻很可能是又再出現新的「擠塞」！就正如奧姆斯特朗強調共同資源管理要因地制宜，沒有一成不變的定律；城市共同體同樣是個動態適應的過程，必須與時並進地不斷自我調整。

如此，其實我們的視界已然超越公共空間，而是將空間的因素之上灌注入時間的考量。由此，我們會把焦點轉到雅布斯和列斐伏爾，也就是本文嘗試引介的最後兩類著作上。

空間生產：即興創意的街道

雅布絲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中，對各種現代主義的規劃建築，進行了歷來最徹底的批判。在她看來，現代城市雖無不設定大量的公園、廣場、休閒區域和地標建築，標誌著人類能戰勝並複製大自然、人定勝天及捨我其誰的啟蒙精神。但作為規劃建築門外漢的雅布絲卻一語道破：這些只是專家們一廂情願的幻想，完全漠視了城市使用者、社區居民自下而上的聲音，因此就正如當時紐約大部分公園那些非人性化、非生活化的公共空間，最終難免只會淪為搶劫、犯毒和其他罪案的溫牀。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無人不識，但雅布絲的城市經濟學著作《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和《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卻一直鮮為人知。直至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Robert Lucas發表人力資本的重要論文〈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88） ，直言其理論乃深受雅布絲的啟發，得以解開了困擾經濟學家的創新增長源頭之謎，”New Growth Theory”、”dynamic externality”或“Jacobs externality”等述語便不逕而走。⁵

問題卻在於，Lucas對雅布斯的理解，卻極盡斷章取義甚至是蓄意誤導，硬搬亂套在新古典主義和微觀經濟學的論述中，而忽略了雅布斯所真正重視的制度結構演變的過程。Lucas強調人力資本的投資，除有助提高個人的生產力和收入外，亦啟動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學習和模仿，形成知識轉移的「動態界外效應」；卻對雅布斯焦點所在的動態市場機制（真正的mechanics！），竟完全不置一詞。在雅布斯的筆下，當城市經濟發展至一定規模，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林立，百花齊放；編織成錯縱複雜的市場網絡，隨機混雜，所孕育出來的創新和即興創意(innovation and improvisation)，才是帶動城市經濟飛躍的巨大動力。

正如在2006年雅布斯百年歸老後，Desrochers and Hospers所作的回顧中指出，Lucas由於無法解答為何高增值行業，總是要滙聚在如紐約這些成本最高的地方，於是借用雅布斯的理論來打圓場。「但必須指出的是，Lucas基本上並無觸及《The Economy of Cities》的內容，又或雅布斯任何關於知識轉移過程的具體描述。對於那些並不熟悉雅布斯的讀者，還會誤以為她在談論城市如何變成一所巨型大學。進一步來說，Lucas亦未能將的洞見轉雅布斯化成正規模型，正如他日後所指出的：雅布斯並不是一個久經訓練的經濟學家，並不認識那些基本技術工具。她是一種自然經濟學家。」⁶

其實Jacobs將城市經濟的具體發展過程，放在一個更宏觀的產業結構脈絡中理解，與新古典主義和微觀經濟學相距何止千里。她提出隨著城市生產力的擴充，進口產品逐步被本地生產的取代進口（import replacement）產品代替；起初是需求較大的產品零部件，然後是一整條生產線，取代進口最終產生巨大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不但減輕了對進口的依賴，同時亦激發新意念和新產品的湧現。由此城市便能累積豐厚的經驗、技術和人才，本土市場達至一定規模和多樣性之後，便會迸發出無窮創意和孕育無數新企業，開啟新興產業和新產品的發展空間。⁷

儘管雅布斯並沒有採用城市共同體的概念，但卻將城市空間的混雜流動性，以及自下而上集體塑造過程，描述得最為淋漓盡至。雅布斯的關注焦點是街道的混合用途，作為非正規的公共空間，更具備動態適應和自我組織的能力 ；遠較其他專家設定的正規公共空間，更廣受不同背景市民具創意地運用，形成充滿不確定性的城市開放空間，以及社會經濟生活上的無窮可能性。她更詩意地將此稱為「行人道上的芭蕾」（sidewalk ballets）。這顯然更為接近哈維所指的地方特質和「集體象徵資本」，而並非Lucas所編造的人力資本的「動態界外效應」。

正如Benjamin Fraser指出，同一時期遠在法國彼岸的列斐伏爾，亦注意到雅布斯對「混雜城市」（complex city）的洞見，並在主要著作中引述她的觀察。二人觀點無疑有著驚人相近之處，雅布斯稱為「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發展的城市；列斐伏爾則稱為專家抽象地「規劃」vs.市民具體地「實踐」的城市（planned vs. practiced cities）。列斐伏爾又確切地指出，把街道描述成充滿變數的不確定空間，相當於將城市看作一個充滿動態韻律的過程──而這也就為他提出的空間生產，提供了一個最貼切不過的註腳。⁸

無論是雅布斯的「行人道上的芭蕾」，抑或列斐伏爾的動態韻律，皆不約而同地將城市空間，看作一個充滿生命力的有機體，而並非像建築規劃的專家般，把它看作一件人工設計的物件。Benjamin Fraser寫道，列斐伏爾從其窗向外觀察，行人隨機互動為街道灌注能力量，構成一種「混雜辯證關係」（complex dialectical relations），他彷彿聽到一支城市的交響曲。但事實上，雅布斯已先她一步用上音樂的比喻──她是怎樣耳朵來「傾聽」紐約赫德遜街的生活。⁹

Ida Susser and Stéphane Tonnelat則試圖從社會運動的角度，套用列斐伏爾的空間分析框架，區分三類不同的城市共同體：一、舊社會運動／物質資源分配；二、新社會運動／身分文化政治──此二者和前述沃森提出的正規vs.非正規的公共空間，又或是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的公共空間，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分別代表著市民慣性／常規生活vs.多元／ 隨意互動的兩種共同體面向。但兩名作者尚提出了另一類城市共同體：三、文化藝術介入／創意想像──我辜且稱之為「非常公共空間」（transformative public space），似乎更能說明市民通過集體創造，處於不斷調適、蛻變和過渡中的共同體特質。

Susser and Tonnelat引用列斐伏爾的名言：「城市乃是一件藝術創作」（city as oeuvre），指出市民除了集體使用城市空間，以滿足物質和非物質的需要之餘，他們更像是行為藝術家一般，通過創意活動來共同改造城市。市民一方面受制於規劃建築的硬件基礎，但另一方面又會不斷注入各樣軟件元素，形成地方上的特定生活情調，建構不同城市的獨特精神面貌，令城市成為市民集體創作和分享的成果。兩名作者又將文化藝術介入／創意想像的城市共同體，借用哈維「共同中」的概念加以表述，以茲說明它作為一個動態適應過程，所蘊涵的解放潛力及對城市權力重新定義的可能。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