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多勢眾的嬰兒潮世代，集體見證著香港的經濟起飛，集體向上流動，成就了1980年代的黃金歲月；這一代專業中產作為「組織人」，共同「框定」我城嚴密的秩序意識，毫無疑問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一代人。¹儘管即使到了1980年代的後期，香港仍只得兩家大學，適齡學生的入學率不足百分之五，但更廣泛的技術工人或管理中層，仍能共同分享經濟發展的正面成果，並且通過投資地產累積財富，晉身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套用現代社會學大師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概念，後者普遍擁有較低的文化資本，卻取得相對較多的經濟資本，自然成為香港秩序意識最忠實的維護者。²

至於1980、1990年後才出生的新一代，則如上所述，面對日趨單一平面化的後工業香港，並在一孩化家庭、菲傭的懷抱、電視和電玩的世界中孤獨地成長。在他們成長的回憶中，多少均殘留了1997年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的陰影，以至隨之「溢出」的社會經濟不穩定因素，和從天星／皇后碼頭出發的一系列文化保育抗爭。不無反諷的是，這剛好正是大專學額、尤其是副學位課程大幅擴充的年頭，新一代除了普遍取得較上一代為高的學歷，同時亦背負了助學貸款一屁股的債。他們普遍擁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卻取得相對低得多的經濟資本回報，難免亦成為香港秩序意識的反抗者。

然而正如本書所力圖論證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之間的落差，宿命地構成新一代的矛盾階級位置；但買不起樓和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卻並非青年人起來反抗的主因。上一代人從貧窮的童年走到富泰的中年，眼中只有惟利是圖的「中環價值」，因此亦難免會盲目地相信，單靠物質利益便足以「框定」新一代青年人；卻沒想到香港已進入「後物質主義」時代，階級利益立足的基礎已和三十年前迥然不同。青年人更加重視對文化身分、自我表達和生活質素等面向的訴求，就正如2012年無線神劇《天與地》、又或2014年電影《旺角紅van》和《點對點》等所揭示的，此乃是追尋消失中的香港的訴求。

原本由少數中生代發起的「佔中」運動，最終卻變成以年青人為骨幹、波瀾壯濶的全城抗爭，充分突顯了此乃是一場名乎其實的世代之戰。由金鐘村、旺角村和銅鑼灣村等組成的佔領區，則成為新一代走出商場、重返街頭；走出麥當勞，重返小店，重拾人際和社區關係的平台。這個原本屬於Me世代、相對自戀自閉的羣體，通過街頭抗爭的集體經歷，正逐步重拾We世代的精神。³儘管同樣必須認清的事實是，這股初生力量仍只處於萌芽階段，短期內仍難動搖根深蒂固的秩序意識，「溢出」仍不足以抗衡、以至重寫「框定」的力量。反倒是特區以至中央政府的失控打壓，對於和平示威一次又一次的過激回應，卻竟提供了助長反抗意識的最佳溫床。

表面上是為了維持建制的延續性，但實際上卻原來是建制的掘墓人，這其實從來都是歷史的常態，多於例外。

新高中通識：矛盾的階級教育

除了大專學額的急速擴充，中學階段教育改革對新一代帶來的影響，特別是「新高中通識」成為文憑試的必修科，同樣絕對不容忽視。追本溯源，教改規劃乃來自董治時代的梁錦松和羅范椒芬，初衷是提升後工業時期香港的競爭力，推動知識經濟的產業結構轉型。不過正如我們在多年前已試圖論證的，二人皆來自1970年代港大「國粹派」的背景，乃是天生的夢想者和造反派。二人畢業後分別成為金融炒家和政府高官， 雖迅速成為建制「框定」的一分子，表面上已變得務實和妥協；但實際上一點也不會墨守成規，終須推動翻天覆地的變革。⁴

自2000年以來，特區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中，其實不難找到「後物質主義」價值取向的蛛絲馬迹。根據以梁錦松為首的教育統籌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教育改革的根本目標乃是在於：「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羣、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信和合羣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而首要達致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

若從上述宏大壯濶的宣言出發，「佔中」運動的參與者，可說是充分體現了教改對他們的期許。他們面對香港建制和既得利益的現狀，不但勇於「自學、思考、探索」，擁抱資訊科技帶來的「創新和應變」，沒有默守「學優則仕、功名利祿」的成規，同時還「有充分的自信和合羣的精神」，敢於羣起反抗不合理的制度，願意集體對權貴和特權說不，「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努力」。1980、1990後的活躍分子，難道不正是「「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最佳典範？

近年冒現以中學生為主體的學民思潮，難道不正是梁錦松和羅范椒芬「最值得自豪」的產物？！

夢想者、造反派與掘墓人

「佔中」過後，政府和建制派整肅「新高中通識」的呼聲此起彼落，未知作為下屆特首熱門人選的梁錦松作何感想？這倒令我想起郝伊（Neil Howe）和史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在1997年出版的《第四轉向》（The Fourth Turning）一書，指出大約每隔八十年，美國便會出現一次較大的危機，前三次危機分別是獨立戰爭(1870s)、南北戰爭（1850s）和大蕭條／二次大戰（1930s）。同時由於每隔二十年便有一個新的世代出現，而八十年剛好代表了四個世代的統治周期！這四個世代依次是制度的創建者（建制派）、跟隨者、夢想者（造反派）和修補者。毫無疑問，現在美國的自由主義體制是上世紀1940、1950年代二戰前後所創建的，到了1960、1970年代由跟隨者（如詹森、尼克遜）所繼承，但已被新生的「造反世代」所質疑；到了1980、1990年代社會分化愈益嚴重，最終在新世紀形成徹底打破舊制度的危機。

根據《第四轉向》的分析，創建者與夢想者才是扭轉歷史命運的主角，跟隨者和修補者只能算是歷史的配角。創建者或叫建制派是制度的奠基人，成長於充滿危機的亂世，早已飽受世途險惡的歷練，卻是「框定」全新宏圖的骨幹人物；夢想者或叫造反派則扮演著反思和破壞的角色，成長於物質豐碩的繁榮盛世，但就有更多不凡的夢想和抱負，引導社會秩序「溢出」推倒重來。按此而言，過去二十多年統治美國的嬰兒潮世代（如克林頓和布殊），正是典型的夢想者或造反派，早年是學生運動、迷幻藥和性解放的先驅，步入中年後雖迅速成為建制的一分子。他們表面上他們已變得務實和妥協，但實際上一點也不會墨守成規，而是必須語不驚人死不休地作出翻天覆地的舉動。

到了今天，美國國運已真正進入危機期，統治的棒便迅速交到修補者、亦即X世代奧巴馬的手上，但對郝伊等來說，這卻只是漫長嚴冬（約二十年！）的開始，修補者只能採取靈活和務實的態度，力求減輕嚴冬對美國帶來的消耗。奧巴馬並不可能是救世者，因為若要帶領美國重新奮發向上，便需先經歷一段曠日持久的磨難，這亦只能留給下一世代循環的創建者──即現時只有二十來歲的千禧世代來完成。

這種關於美國世代的分析，對香港是否同樣適用？首先，香港的嬰兒潮世代雖然都曾經歷過「獅子山下」的歲月，是屋邨成長的一代，但在1980、1990年代香港的黃金時代，他們早已體驗過扶搖直上、呼風喚雨的上流快感。其次，正是由於這份少年老成的盛世情懷，令他們在成長的階段，均曾多少經歷過如美國同輩般的少年激情歲月，也就是「火紅年代」學運和社運的洗禮，理想主義的印記亦早已刻在他們的心靈深處。其三，對香港的嬰兒潮精英來說，作為成長背景的繁榮盛世又是甚麼？乃是港英時代的資本主義殖民統治，它所留下來的「核心價值」和管治傳統，不但是當年「反資、反殖」的攻擊對象，亦是他們賴以逃離屋邨、出人頭地的制度環境，這自然而然構成了嬰兒潮精英（亦是美國同輩的）複雜難解的弔詭心結。

港英時代雖令嬰兒潮精英初嘗好處，但卻始終未達他們的人生頂峰；那時他們只是惟命是從的技術專才，到了現在才有真正當家作主的良機。因此，對嬰兒潮精英來說，無論是基於甚麼原因──從香港回歸的改朝換代，到金融危機帶來的反思，他們總是希望能夠「搞搞新意思」、但又不會過於露出馬腳的一種。而根本的原因在於，嬰兒潮精英並不甘心，就像貝托魯奇《戲夢巴黎》中的夢想者（The Dreamers），他們仍然充滿夢想，他們都希望要陪伴著香港走完──那怕是資本主義殖民統治遺下最後一抹光輝之路。⁵

後佔中：跳出 safety zone 之後

若按照郝伊等的《第四轉向》，則梁錦松、羅范椒芬、梁振英和林鄭月娥等上一代精英，只是在表面上是維護既有的「框定」，但實際上才是真正搞破壞的人；而1980、1990後的新生代，現時看來或像是夢想者和造反派，但實際上將是新體制的創建者和奠基人。在十多二十年之後，香港的命運便會掌握在他們手中；面對2047這個「五十年不變」的終點站，未知的局面亦將會留待他們來收拾。

當我們在多年後回看2014年，相信定必會發現，「佔中」對新一代青年人的啟蒙作用──殘酷的現實不但迫使他們深切反思，如何從上一代「組織人」的陰影中走出來，走出生涯規劃、人生教練陳腐過時的「框定」，走出「食蕉」、「鳩嗚」與「sell屎」的牢籠；同時亦令他們擁抱「新高中通識」的期許、「後物質主義」的理想，在前人夢境的迷宮中探索現實的出路。這些對上一代精英來說，只是遙不可及的空中樓閣，對新生代來說卻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再次套用《天與地》中 Joe Junior 的金句，假如香港並非“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則如何在上一代「框定」的廢墟中，重新打造新的社會秩序和共識，新一代青年人將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