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在2014年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已花了極為冗長的篇幅，提出協助青年人進行「生涯規劃」的措施，正是力圖維護既有「框定」的重要政策。¹ 換句話說，對於充滿憤慨的青年人來說，現存體制早已是千蒼百孔，完全無法承載他們的訴求；而對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則力圖說服他們既定規則行之有效，用不著推倒重來，並繼續將「溢出」排除在現存「框定」之外。在相當程度上，生涯規劃正是如此一種教育手段，致力薰陶青年人接受既有「框定」的合理性。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首先提到職業教育：「上星期，我到中華廚藝學院參加了一場祝捷會，祝賀香港廚師隊在瑞士及韓國參加的兩項國際西餐廚藝大賽勇奪全場總冠軍，為香港爭光。廚師隊的二十五名成員，差不多全部均受訓於職業訓練局（職訓局）。他們在國際賽取得佳績，說明行行出狀元。過去一年，我與從事不同行業或正接受職業培訓的年青人見面，他們從事美容、資訊科技、設計、建造業等行業，雖然各人背景不同，但這些年青人和廚師隊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的興趣和潛能，在培訓期間努力學習，終能實踐夢想。」（101段）

如此來說，職業教育不但能「發揮興趣和潛能」，而且更有助青年人「實踐夢想」。施政報告進而提出四項措施，協助青年人作出生涯規劃和加強職業教育：

一、 教育局會加強升學輔導小組的人手，以更全面支援學校提供升學及就業輔導服務，以及拓展生涯規劃。由2014／15學年起，開辦高中級別的公營學校亦會獲得相等於一名學位教師職級薪金的額外經常津貼，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元素……（105段）

二、針對人力需求殷切的行業，政府會以先導形式推行職業教育和就業支援計劃，結合有系統的學徒培訓及清晰的進階路徑，為相關行業吸引和挽留人才……（106段）

三、向職訓局提供經常撥款，為所有高級文憑及部分中專文憑的學生提供工作實習機會，受惠學生超過九千人……（107段）

四、經檢討「資歷架構支援計劃」的成效後，政府將設立10億元的基金，利用投資收入，長期支援資歷架構的持續發展（108段）。

以上的描述極為詳盡，以至我在此只能節錄一部分，但也足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所謂的「生涯規劃」其實就等於「職業教育」，誘導大家尋找適合的行業，參加適合的培訓，然後找一份適合的工作，然後再累積經驗晉升更好的職位。這種邏輯和十數年前，官員經常掛在口邊的「自我增值，終身學習」，呼籲中年失業人士要接受「再培訓」，以應付來自本地和外來的市場競爭，完全沒有兩樣。特區政府無非想告訴我們，想要「發揮興趣和潛能」，甚至想要「實踐夢想」，便首先要認清形勢，「識時務者為俊傑」，將自己打造成市場所需的勞動力，然後繼續按照市場的既定規律辦事。

特區政府對職業教育的重視，可見諸2013年10月推出的，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統籌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第3.10節指出，現存大專教育以通識及通才教育為主，「不過對於如何訓練本港青年，使他們具備所需的技能及知識，俾能應付瞬息萬變的經濟需要，仍是本港專上教育界別須應對的挑戰。」第3.13節則進而論到，「雖然一些技術性行業（例如航空業及建造業）的薪酬與晉升機會俱佳，雇主還是抱怨人手嚴重短缺。另一方面，亦有青年在完成學業後，因無法找到可以發揮所長的工作而感到氣餒……督導委員會認為，香港要從根本上改變年青一代選擇職業的觀念。」

《人口政策》文件早已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政府後悔過往大搞通識及通才教育，發覺職業教育才最能配合經濟的需要。正如我在《以銀為本：7評香港的產業及人口政策》（2014）一書中指出：「對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成員來說，年青一代大概就只是電影《摩登時代》中的差利，只能充當流水線上被於奔命的基層工人，成為配合產業巨輪的運轉而存在的螺絲釘。他們彷彿早已忘記，香港乃是一個崇尚市場創意、自由競爭的社會，航空業又或建造業是否真有前途，年青一代的眼睛是雪亮的，用不著早已上岸的上一代來說三道四。」

我最近有機會跟隨社聯到南韓首爾交流，恰巧同行有不少主要社福機構的青年工作者，包括從事求職輔導的專業社工。在參觀過首爾市政府大力推動的社會創新和青年創業項目後，不少成員均紛紛驚覺到，過往十多年在香港推行的種種「展翔」、「青見」計劃，無非狹隘地強調年青一代的市場競爭力、求職必勝術、職場規劃學…卻完全觸碰不到青年人的真正夢想和創意，和他們所最需要的實驗和發展空間。情況便彷如把老虎困在鐵籠裏，卻硬要牠學習獵殺的技能，能夠得出怎樣的效果，自然早在預料之中。²

人生教練：從盛女作戰到成功見證

為配合「生涯規劃」這新興產業的發展，「人生教練」的職業亦同時應運而生。大概以往香港的青少年服務中心，現在都可化身成生涯規劃中心，而青年工作者尤其是社工，則通通變身成為人生教練，為青少年成長提供心理調適和輔導，又或通過各種求生訓練或模擬遊戲，誘導他們重拾「正確」的人生軌迹。就正如一名人生教練羅淑芬指出，她們須幫受導者把恩賜潛能、思想和行為放在一個同一直線（alignment）上，以充分發揮一個人的潛能「應花時間去做最好的，而不是花精神去做上帝沒有給你的恩賜。」³

不過人生教練這個行業之廣為人所熟悉，卻要拜那些「剩女」或是「盛女」的真人騷所賜，而培訓的內容卻不是職場的生涯規劃，而是情場的生涯規劃。這種源於野外求生遊戲的真人騷，首先把情場打造成一個弱肉強食的森林，競爭殘酷程度比職場一點也不遜色。節目中的人生教練無不尖酸刻薄，對參加者大力加以鞭撻，把她們從頭到腳批評得體無完膚之後，再按照教練設定的一套標準，又或是她們相信是社會的一套標準，把參加者重新改頭換面，在鏡頭前彷彿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而參加者既然願意如此「作賤」自己，結局自然亦是大團圓式的：抱得美男歸！

就正如陳輝評論這些真人騷時指出：「那些人生教練都像巿建局——先不斷地批評現在的你如何不濟，又老又殘又不美觀，所以才找不到男人；然後召來推土機，把你的個性特質全盤否定和推倒，再依照一些想像中的受男人歡迎的特質，來重新「打造」另一個你。這些人生教練企圖做出的，是千人一面的倒模公仔。拿著一套『男人喜歡漂亮、溫柔、順服的女人』的天條，將其『門生』都內外整容變成同一個樣……至於個人本身的經歷、性格、愛惡和優劣，在教導和訓練之下，都變成毫不重要了。」

陳輝的最後忠告是：「千萬不要去找這些人生教練——這是過好的人生的第一戒！」⁴

或許真人騷所反映的現實，套用另一著名經濟社會學家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話，乃在於香港已遠離工業時代，邁進後工業的「新資本主義時代」（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2006）。無論是職場或情場的生涯，均呈現更多後工業、資訊社會的特質，包括更注重外表的包裝多於內涵，強調適應瞬息萬變市場的靈活性，多於長期艱苦鍛鍊的真才實學。歸根結抵，在全球化和經濟長期波動下，以往就業階梯的穩定性已一去不返，長工更多被合約工、臨時工和散工取代。一再宣講某類人過往賴以成功的方程式，並以此作為訓練其他人的金科玉律，其實無異於在樹下等待那隻永不會再撞過來的小兔。

雖然，人生教練未必能幫搵青年人「搵筍工」，但肯定卻能為社工創造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此外教會傳道人也絕不落後於人（當然亦從不乏在教會事奉的社工，或是擁有社工牌照的傳道人），尤其是在經濟和職場的高度不穩定下，在職青年對心靈雞湯式的信仰慰藉需求特別大，而他們亦成為不少新興教會重點發展的對象。畢竟教會既有屬靈的一面，也有面向俗世信眾現實生活的一面，牧者和傳道人難免亦要與時並進，將靈性裁培與現實和實戰的需求結合，彷如韋伯（Max Weber）一百一十年前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剖析的，屬靈生活意外地注入工具理性的價值，正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文化動力。

正如羅永生針對「靈恩派」的研究指出：「香港政府的幾位基督徒高官，正正緊密地配合這套以『轉化城市』為目標的『文化戰爭』部署。難怪與『宗教右派』經典議程相關的社會道德政策，例如校園驗毒、打擊色情、家庭價值等會成為特區政府的優先政策……這套神學正是一套屬於上流社會、成功人士的神學，因為他們的事業『成功』和『靈性要求』不單毫不矛盾，而且這些『成功』往往就直接被視為『聖靈』的作用，見證了『得救』。所以，這套不以堂區為本的中產神學，就以例如『商人團契』的方式，以『職場神學』的模式，在商業中心區域廣泛開展……當『宗教右派』在建立自己的敵我觀念的時候會狠批『世俗主義霸權』，但在『復興聖靈』的大業下，『靈性』和『世俗』又是如此的貼近。」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