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日本橫濱的世界社會學大會，除了由現任國際社會學會會長布洛維主持外，還有前美國社會學會會長賴特（Erik Olin Wright）當主講嘉賓之一，兩人均是我十分景仰的社會學泰斗。其中尤其是賴特，68歲的他擁有一頭閃亮的銀髮，但舉手投足之間仍像個頑皮的大孩子，和2010年出版的代表作《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的書名一般，彷彿滿腦子仍盛載著無限的夢想。

下述布洛維的一篇長文章：〈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2003），充分反映其提倡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的主要觀點。正如早前各章已分別觸及的，資本主義社會有賴廣泛跨階級聯盟來維繫，而聯盟則有賴文化支配的支持。布洛維並借用了葛蘭西和波蘭尼二人的經典著作，對資本主義的霸權體制作全面剖析。這篇文章蘊涵與別不同的歴史視角，實在值得我們加倍重視。至於賴特的相關理論貢獻，另見延伸閱讀六和七的介紹。

公民社會vs.社會自我保護

若站在2015年回首前塵，以馬克思主義約160年的歴史計算，葛蘭西和波蘭尼正好置身中段的轉折期，亦是兩次大戰之間風雲變幻的時代。此時蘇聯已建立共產主義政權，並逐步蛻變成史太林的極權統治，與法西斯主義共同帶來人類文明的災難；另一邊廂，西歐的社會民主制度已經普及，無產階級革命的熱情正迅速消退。葛蘭西在1926年被墨索里尼囚禁，直到1937年逝世為止，期間卻寫下了不朽名著《獄中扎記》（Prison Notebooks）；波蘭尼亦因為法西斯的壓迫，在1933年從維也納移居倫敦，並於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大轉變》。

對布洛維而言，二人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深刻反思，至今仍歴久常新。主要貢獻可概括為以下三方面：

一、「社會」在政治經濟學中應佔什麼位置？

二、「社會」在資本主義霸權體制中扮演什麼角色？

三、不同國家的社會文化條件，又如何衍生迥異的歴史軌跡？

布洛維首先提出，相對於偏重「下層建築」的傳統馬克思主義，二人不約而同指出了「社會」的重要性：葛蘭西提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念，其劃時代的意義早已不言而諭；至於波蘭尼則提出「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即市場經濟和對應的「社會自我保護」（self protection of society），作為其理論的核心命題。「葛蘭西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結合，吸納了資本主義面臨的挑戰。他因而提出西方（而非東方）的資本主義，已從政治獨裁過渡至霸權體制；波蘭尼的社會則抗衡勞動力、土地與金錢的商品化，推動市場專制（market despotism）走向市場調節（market regulation）。這亦是在歐洲而非其殖民地出現。」（220頁）

經濟階級vs.霸權階級

布洛維進而論證，二人不約而同指出「社會」乃是階級互動角力的平台，亦正是資本主義霸權體制賴以建立的基礎：葛蘭西指統治階級正是通過「公民社會」，打造「捍衛整體社會利益」的形象；但對波蘭尼而言，「社會自我保護」卻能將各階級更廣泛地連結，共同回應商品化市場經濟的衝擊。因此與其說這是由統治階級主導的運動，不如說是一個開放流動的階級互動過程。

對於資本主義的霸權體制，葛蘭西首先從資產階級的三個政治層次出發：首先，是初階的「經濟企業」（economic corporate）層次，主要著眼於狹隘的經濟利益，例如個別企業、行業或工會、商會的利益。其次，是進階的「經濟階級」（economic class），這時資產階級已進一步著眼於塑造更廣泛的政治社會環境，但仍然以捍衛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例如教育制制能否提供適當質量的勞動力，勞資關係能否營造和諧的生產環境等。最後，則是高階的「霸權階級」（hegemonic class），也就是葛蘭西（與布洛維）關注焦點所在：「一個階級將其利益描繪成所有人的利益，這便涉及有系統、有組織的意識型態霸權的運作。要令霸權有效運作，統治階級或準統治階級必須作出經濟讓步，從而取得被統治階級或聯盟成員的默許。但這些讓步必不動搖資本家根本的利潤訴求。」（225頁）因此對布洛維來說，葛蘭西筆下的霸權體制，首先絕非建基於文化或意識型態支配，而是建基於物質利益的分配，這亦是大部分葛蘭西主義者所忽視的關鍵。歸根結柢，霸權體制乃是一個恩威並施、既游說又利誘的混雜過程。

生產霸權vs.市場霸權

正是由於霸權體制的鋪天蓋地，無孔不入，在統治階級外圍築起「錯縱複雜的壕溝」，葛蘭西對於通過「位置之戰」，建立反霸權的可能顯得相當悲觀。布洛維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葛蘭西仍遺留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生產領域（如工廠或工作間）作視為霸權／反霸權的主要場域，並且過於依賴工人階級作為抗爭的主體。由此布洛維引入波蘭尼的視角，以作為對葛蘭西霸權理論的補充。波蘭尼對商品化市場經濟的批判，便遠遠超越生產領域的範圍，遍及更廣泛的市場領域，由此城市和鄉郊社區、原住民、消費者，其至是地主和小資產階級等等，無一不是商品化浪潮下的潛在受害者。

波蘭尼在近十多年被學界重新發掘，《大轉變》更成為炙手可熱的著作，究其原因，正是因為他提供了生產霸權／反霸權以外，市場霸權／反霸權的分析框架。對波蘭尼來說，社會存在凌駕個別階級的、具普遍性的共同利益，與商品化的市場經濟，並市場經濟的意識型態形成尖銳的對立。「並非生產，而是市場的經驗連結所有階級。市場對工人而言是職位不穩、生活艱辛、長工時和血汗工廠；對農民來說是失去土地和被迫投入勞動市場；對地主來說則是土地破壞和社區凋蔽；即使對不少資本家來說，全球化競爭亦令他們面對更大市場風險；對婦女來說既要找工作也要做家務；對所有人來說，則要面環境破壞、全球暖化和有毒廢料等眾多惡果。」（229﹣30頁）

波蘭尼的分析對後工業社會、後福特生產模式尤其適用。正如哈維在不同著作中反覆強調，資本藉著時空修補的各種可能，尋求多元化的嶄新累積方式。這一方面暫時化解了資本過剩、投資不足的經濟危機；但另一方面，卻對資本主義社會及非資本主義社會，採取「彈性累積」又或「掠奪性累積」的策略，均難免帶來各種新的社會經濟矛盾和衝突，並與遍佈全球各地方上的人群，形成開放流動的互動角力關係。與此同時，不同地理位置的社會文化條件迥異，因此最終又會衍生下述迥異的歴史軌跡。

美國主義與福特主義

對葛蘭西來說，1920、1930年代霸權體制在西歐確立，這一方面是相對於東／南歐（包括意大利）的專制甚或極權體制而言；另一方面，卻亦是對應於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而言。「和兩次大戰之間的眾多歐洲知識分子一樣，葛蘭西對「美國」存在特殊的憧憬──那是一個經濟上進步、但政治上滯後的社會。由於缺少封建殘餘和土地寄生階層的力量，美國能更有效理順它的經濟以至上層建築。」（233頁）葛蘭西又特別注意到亨利．福特的流水線生產模式，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和物質生活水平，令工業資本主義的效率更上一層樓。

「福特主義」一詞正是由葛蘭西普及，但事實上，當代「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又何嘗不是這種「美國精神」的延續？何嘗不是類似經濟理性邏輯的進化版？若套用葛蘭西的術語，它們大概均可統稱為「美國主義」（Americanism）的統治策略。因為只須通過短期物質利益的分配，便能擺平不同階級的經濟所需；統治策略仍停留在「經濟企業」或「經濟階級」的層次，毋須提升至「霸權階級」的層次；根本用不著通過公民社會推動階級妥協，非物質層面的文化支配可說是無用武之地。

葛蘭西：不同統治階級策略的歴史地理軌跡
東／南歐	美國	西歐
專制／極權體制	福特主義體制	霸權體制
赤裸的強權暴力	短期物質利益的滿足	經濟讓步與文化支配
強國家，弱／無公民社會	強企業，弱／中公民社會	強公民社會

然而，假如我們套用波蘭尼的概念，則市場經濟從來都是一種（經濟學家吹噓的）烏托邦想像，效率和經濟理性難免亦只是一廂情願的迷思，一個營造階級之間雙驘假象的故事。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是被描繪成市場自我調節的「自然規律」，不但新興工業國要致力提高「全球競爭力」，發達國家亦須不斷發展「知識型經濟」（詳見另文：官學結合的文化支配）。但正如哈維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2005）中一語道破，在新自由主義浪高漲的1980年代，實際上是屬於德日和亞洲四小龍的時代，它們展示了新自由主義以外的各種可能性。英美的生產力並沒有真正的提升；實際上是到了1990年代通過「華盛頓共識」，將內部經濟困局向外輸出，才總算是「解決了」資本剩餘的問題（23﹣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