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維的長文章除處理前述三個方面的課題外，尚進一步探討了（葛蘭西和波蘭尼較少觸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歴史軌跡，這無疑是值得進一步延伸的宏觀課題。但我在這裡卻嘗試朝著另一個方向探索：那是在微觀層次的社會文化領域，霸權體制到底又會怎樣進行具體操作？人作為自主和自決的行動者，在當中又扮演著什麼角色？由此我們遂引入另一位布洛維鐘愛的社會學大師──布迪厄，及其關於文化資本與象徵權力的理論──通過布洛維的視線，再與葛蘭西進行另一回合的對話。

布洛維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Cultural Domination: Bourdieu meets Gramsci〉中指出，假如在80﹣90年前，葛蘭西身處的是全盛的工業資本主義歐洲，則30﹣40年前，布迪厄身處的已是邁進後工業化的法國；若葛蘭西的公民社會是階級角力聚焦的平台，到布迪厄時已彷彿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場域（cultural fields），既是孕育自哈維所說的「後現代性的條件」，但亦難以脫離宏觀政經脈絡和階級互動形態。對布迪厄而言，「階級不能約化為經濟、而是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組合。由此統治階級遂一般包含了兩翼：統治派系（例如資本家）擁有相對較多的經濟資本，被統治派系（例如專業官僚）擁有相對較多的文化資本。同樣地，中產階級也包括了舊中產階級（強調經濟資本）和新中產階級（強調文化資本）。」（6頁）

相對於葛蘭西的霸權體制，布迪厄則強調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藉文化資本建立的階級支配力量。套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布迪厄探討的正是資本主義滲透至日常生活細節中，「微絲血管權力」（capillary power）的寸土之爭。「布迪厄不會（像馬克思主義者般）談「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他會談「誤認」，即人們無意識地以扭曲的角度認識世界。它深藏於階級和個人的習性之中，甚至沒有被思考或反思的可能性。」（9頁）由此布迪厄難免引伸出較葛蘭西還悲觀的結論：人們活在常識和默許的日常世界裡，卻基於文化資本及其佈置的象徵權力，根本沒有突破超越文化支配籠牢的可能。

當代國家與文化支配

布迪厄浩瀚的著作多如牛毛，我覺得其中三本尤有代表性──《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ement of Taste》（1984）、《Homo Academicus》（1988）和《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1996）──它們分別觸及三個不同的文化場域，即消費文化、大學和整體教育制度。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只選取最後一本集中討論，因為它最能反映象徵權力的無遠弗屆。¹布迪厄根據法國高中及高等學院的大量研究資料，發現以文化資本或經濟資本佔優的統治階級，為下一代選擇不同的學校和學科時，皆有異常固定的規律可尋。文化資本佔優的更多會選擇「知識或科學」為本的學校和學科，畢業後則更多從事教育、文化及科研等工作，仍擁有相對獨立自主的專業空間；經濟資本佔優的則更多選擇側重「行政及經濟」的學校和學科，畢業後則多在大型政治經濟架構中從事管理工作，與國家和市場利益形成密切關係。

後者的學校不一定在學術上佔優，但就往往是收費高昂的私校，重視精英文化和社會網絡的培養，以協助學術經濟資本佔優、但學術能力偏低的下一代，能順利通過階級關係再生產的過程。至於來自統治階級以外的學生，縱使能通過激烈競爭晉身高等學府，亦很可能被擠至一些更著重技術或職業教育的學校和學科之中，指向狹窄的技術崗位出路；與統治階級獲得的全人或通才教育，指向廣泛的就業機會存在根本差別，反映「中等技術階層」和「專業管理階層」的迥異路向。

布迪厄進而提出，當代統治階級愈益依賴教育來完成階級關係的再生產，政治經濟力量對文化場域的滲透同樣加劇，文化學術產業的急劇膨漲，以及相關體制的官僚化發展，令傳統自由職業的作家和學者人數逐步減少，愈來愈多人投入受薪僱員的行列，知識文化生產已愈益成為官僚體制的一部分。一方面，文化精英失去原來的獨立自主性，更容易受政治經濟力量的操控，或面向市場的成本效益計算進行生產，朝著技術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和市場則借助愈益坐大的專業官僚，卻同時坐擁強大的文化和經濟資本，通過設置新的文化學術架構和建立制度化的管理模式，以及大量公共資源的有系統投放，吸納和收編文化精英。

歸根結柢，只有通過國家對尊貴學歷合法性的認可、對專業資格權威性的祝福，才能成就專業官僚的主導地位，奠定其特權階級的特殊身分，並且以捍衛整體社會利益的面目示人，這和傳統社會貴族封爵制度完全如出一轍。布迪厄因此借用韋伯的概念，將他們冠稱之為「國家貴族」──儘管此一身分愈益只能借助文化場域和教育體制進行再投資，已不能簡單地通過世襲來繼承。布迪厄又追溯專業官僚的歷史根源，指出它與封建社會「長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以區別於習武的「長劍貴族」）的承傳關係。作為封建貴族的分支，長袍貴族更強調公共服務和普遍利益，並將合法性建基於獨立和具權威性機構的認可：

「建立合法性效果的高下，決定於認可及被認可者之間或表面或實質的距離──但他們之間在觀點上的距離則不然。當個人或機構希望達到精神宣傳的最佳效果，便必須在褒獎內容的最大化，以及褒獎者自主性的最大化之間，謀取一個適當的平衡點。這套邏輯乃是廣告商常用的，即在公開、直接的硬銷策略，以及間接的、隱誨的公關策略之間尋求平衡。它同樣是不同類型的階級階級，在建立有關其「特權理論」時常用的策略。」（Bourdieu, 1996:385）

布迪厄將這種場域和機構的分工，以掩藏特權階級地位的做法，形容為「合法性鏈條的延長」。文化和權力場域之間建基於自主的合作，營造出權力分散和互相約束，以及代表整體社會利益的形象，從而確立現代國家體制的合法性。反過來說，國家的主導性則隱藏起來，只是「為所有權威提供保證的銀行」，為一切形式存在的資本──那管是貨幣抑或學歷，對其價值提供最終的保證（Bourdieu, 1996: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