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資本與象徵權力

布洛維的長文章除處理前述三個方面的課題外,尚進一步探討了(葛蘭西和波蘭尼較少觸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歴史軌跡,這無疑是值得進一步延伸的宏觀課題。但我在這裡卻嘗試朝著另一個方向探索:那是在微觀層次的社會文化領域,霸權體制到底又會怎樣進行具體操作?人作為自主和自決的行動者,在當中又扮演著什麼角色?由此我們遂引入另一位布洛維鐘愛的社會學大師──布迪厄,及其關於文化資本與象徵權力的理論──通過布洛維的視線,再與葛蘭西進行另一回合的對話。

布洛維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Cultural Domination: Bourdieu meets Gramsci〉中指出,假如在80﹣90年前,葛蘭西身處的是全盛的工業資本主義歐洲,則30﹣40年前,布迪厄身處的已是邁進後工業化的法國;若葛蘭西的公民社會是階級角力聚焦的平台,到布迪厄時已彷彿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場域(cultural fields),既是孕育自哈維所說的「後現代性的條件」,但亦難以脫離宏觀政經脈絡和階級互動形態。對布迪厄而言,「階級不能約化為經濟、而是經濟和文化資本的組合。由此統治階級遂一般包含了兩翼:統治派系(例如資本家)擁有相對較多的經濟資本,被統治派系(例如專業官僚)擁有相對較多的文化資本。同樣地,中產階級也包括了舊中產階級(強調經濟資本)和新中產階級(強調文化資本)。」(6頁)

布迪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資本含量

文化資本

經濟資本

統治階級

統治階級 統治派系

被統治派系

舊中產階級

新中產階級

工人階級

說明:此表並無見於任何布迪厄相關的文獻,我最早在《用消費改變世界:公平貿易@新社會經濟運動》(2012)一書中採用。

相對於葛蘭西的霸權體制,布迪厄則強調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藉文化資本建立的階級支配力量。套用葛蘭西的話來說,布迪厄探討的正是資本主義滲透至日常生活細節中,「微絲血管權力」(capillary power)的寸土之爭。「布迪厄不會(像馬克思主義者般)談「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他會談「誤認」,即人們無意識地以扭曲的角度認識世界。它深藏於階級和個人的習性之中,甚至沒有被思考或反思的可能性。」(9頁)由此布迪厄難免引伸出較葛蘭西還悲觀的結論:人們活在常識和默許的日常世界裡,卻基於文化資本及其佈置的象徵權力,根本沒有突破超越文化支配籠牢的可能。

當代國家與文化支配

布迪厄浩瀚的著作多如牛毛,我覺得其中三本尤有代表性──《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ement of Taste1984)、《Homo Academicus》(1988)和《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1996)──它們分別觸及三個不同的文化場域,即消費文化、大學和整體教育制度。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只選取最後一本集中討論,因為它最能反映象徵權力的無遠弗屆。1布迪厄根據法國高中及高等學院的大量研究資料,發現以文化資本或經濟資本佔優的統治階級,為下一代選擇不同的學校和學科時,皆有異常固定的規律可尋。文化資本佔優的更多會選擇「知識或科學」為本的學校和學科,畢業後則更多從事教育、文化及科研等工作,仍擁有相對獨立自主的專業空間;經濟資本佔優的則更多選擇側重「行政及經濟」的學校和學科,畢業後則多在大型政治經濟架構中從事管理工作,與國家和市場利益形成密切關係。

後者的學校不一定在學術上佔優,但就往往是收費高昂的私校,重視精英文化和社會網絡的培養,以協助學術經濟資本佔優、但學術能力偏低的下一代,能順利通過階級關係再生產的過程。至於來自統治階級以外的學生,縱使能通過激烈競爭晉身高等學府,亦很可能被擠至一些更著重技術或職業教育的學校和學科之中,指向狹窄的技術崗位出路;與統治階級獲得的全人或通才教育,指向廣泛的就業機會存在根本差別,反映「中等技術階層」和「專業管理階層」的迥異路向。

布迪厄進而提出,當代統治階級愈益依賴教育來完成階級關係的再生產,政治經濟力量對文化場域的滲透同樣加劇,文化學術產業的急劇膨漲,以及相關體制的官僚化發展,令傳統自由職業的作家和學者人數逐步減少,愈來愈多人投入受薪僱員的行列,知識文化生產已愈益成為官僚體制的一部分。一方面,文化精英失去原來的獨立自主性,更容易受政治經濟力量的操控,或面向市場的成本效益計算進行生產,朝著技術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和市場則借助愈益坐大的專業官僚,卻同時坐擁強大的文化和經濟資本,通過設置新的文化學術架構和建立制度化的管理模式,以及大量公共資源的有系統投放,吸納和收編文化精英。

歸根結柢,只有通過國家對尊貴學歷合法性的認可、對專業資格權威性的祝福,才能成就專業官僚的主導地位,奠定其特權階級的特殊身分,並且以捍衛整體社會利益的面目示人,這和傳統社會貴族封爵制度完全如出一轍。布迪厄因此借用韋伯的概念,將他們冠稱之為「國家貴族」──儘管此一身分愈益只能借助文化場域和教育體制進行再投資,已不能簡單地通過世襲來繼承。布迪厄又追溯專業官僚的歷史根源,指出它與封建社會「長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以區別於習武的「長劍貴族」)的承傳關係。作為封建貴族的分支,長袍貴族更強調公共服務和普遍利益,並將合法性建基於獨立和具權威性機構的認可:

「建立合法性效果的高下,決定於認可及被認可者之間或表面或實質的距離──但他們之間在觀點上的距離則不然。當個人或機構希望達到精神宣傳的最佳效果,便必須在褒獎內容的最大化,以及褒獎者自主性的最大化之間,謀取一個適當的平衡點。這套邏輯乃是廣告商常用的,即在公開、直接的硬銷策略,以及間接的、隱誨的公關策略之間尋求平衡。它同樣是不同類型的階級階級,在建立有關其「特權理論」時常用的策略。」(Bourdieu, 1996:385

布迪厄將這種場域和機構的分工,以掩藏特權階級地位的做法,形容為「合法性鏈條的延長」。文化和權力場域之間建基於自主的合作,營造出權力分散和互相約束,以及代表整體社會利益的形象,從而確立現代國家體制的合法性。反過來說,國家的主導性則隱藏起來,只是「為所有權威提供保證的銀行」,為一切形式存在的資本──那管是貨幣抑或學歷,對其價值提供最終的保證(Bourdieu, 1996:377)。

波特、競爭力與霸權論述

傑賽普的太太岑艾玲是香港人,兩夫婦在新著 《Towa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to Economics2013)中,以香港作為例子,拆解所謂「全球競爭力」論述的騙人神話。這或許是最明白無誤、而又極盡諷刺的典型案例,道盡學術精英在文化支配上扮演的角色──

1997年,由金融界和學界推出《Hong Kong Advantage Report》,移植哈佛大學管理學大師米高.波特(Michael Porter)的《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打著「知識名牌」的權威性,所強調的是香港踏進後工業時期,產業應該通過政府的大力扶持,朝向高增值服務業轉型。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政府更大力投資於資訊科技和創意文化產業。在2004年前每年董建華的施政報告和梁錦松的財政預算,均充斥著各類「提升競爭力」的措施,再加上商界、學界和媒體的吶喊助威,「提升競爭力」就更被打造成一個全民參與的政治運動。

可惜的是,這個由董班子一手打造的「競爭力」霸權論述,帶來的爭議總是遠較成效為大,甚至最終淪為財團分贓的遊戲。到了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沙士危機,以至其後董建華和梁錦松下台等突如其來的衝擊,中央政府推出了如服貿、自由行、人民幣離岸服務等多項「救港措施」。2005年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並於2006年建立自己的智經研究中心,儘管並沒有放棄早前的霸權論述,但卻逐漸將「競爭力」與所謂「融合」的邏輯地掛鈎。中央政策被描述成送給香港的「大禮」,抗拒融合則只會加速香港「邊緣化」,內地城市不再被描述成香港的「競爭對手」,反而可以攜手共創「合作雙贏」。大中華概念帶來的希望語言,取代了全球競爭的恐慌語言。

2008年底推出《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就更進一步確立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的概念,致力帶動整個區域的產業升級,打造創新和高增值的產業羣聚,建構「區域創新系統」的嶄新霸權論述。從此「提升競爭力」的主體不再是特區政府,而是珠三角各級政府的協作網絡。原本屬於香港本身的「全球競爭力」,已不再建基於「一國兩制」下這個「亞洲國際都會」,而是建基於整個珠三角的經濟區域。「全球競爭力」就像「靚仔」、「靚女」這類「廢話」(cliché )一樣,適用於描述迥異的處境和情況,說穿了,只是空洞無物的empty signifier而已。

──節錄自鄒崇銘、韓江雪:

《這一代的鬱悶:

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

(香港:印象文字,2015

1我曾就布迪厄的學術迷宮,做了大量讀書筆記,可惜一直未克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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