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到濕地公園遊玩的時候，發現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就是即使在假期遊客參觀的高峰期，在園內看見警衞保安的機會，總是仍較看見遊客的機會為高！由於濕地公園經常吸引大量兒童來玩，警衞保安便五步一哨、十步一崗的，貼身「招呼」那些活潑可愛──因此亦可能顯得動作過大、跑得太快、又或好奇心驅使、意圖觸摸一下展品的兒童。這個觀察著實令人感觸良多：首先讓我想到的是，濕地公園毗鄰天水圍區，警衞保安顯然大多是來自區內的中年人士，除了這些低技術、沉悶瑣碎的工種，他們幾乎不可能在區內找到有意義的工作；其次，他們往往卻被賦與相當的權力，擁有極大的酌情權去詮解園規，並以家長式的口吻「教化」、甚至是「馴服」那些「不聽話」的小孩；最後，整個濕地公園——實際上是香港所有由政府管理的公園或公共場所（最極端的例子，乃是由志蓮靜苑管理的南蓮園池！），盡皆變成了「食蕉」（SeCu, security guard）的世界，整個香港則被打造成「食蕉」社會！

這頓時令我想起，那名在金鐘連儂牆塗鴉、被判入女童院的十四歲少女，和那七名在龍和道「暗角」施展拳腳功夫的警員，以至在整個「佔中」運動過程中，觸目皆是的濫用警權和侵犯公民權利的例子。在相當的程度上，「食蕉」社會正是警察社會的自然延伸，將那種即近迷信的秩序意識，鋪天蓋地的滲透在香港生活所有環節。彷彿市民在公園散步的時候，跑快點或坐下來也會違反規定；彷彿任何人在街上跳舞或唱歌，都會構成聚眾生事、擾亂公安又或構成非法集結。

在這個「食蕉」社會的外圍，我們遂可找到生涯規劃和人生教練。從表面上看，其主要職能就是微觀層面的社會控制，和滿佈全港每個角落的保安攝錄裝置如出一轍，讓所有人、尤其是青年人皆在監視系統的緊盯下，過著誠惶誠恐、循規蹈矩的生活。但想深一層，無論是社工、教師、傳道人又或是青年工作者，一旦在官方政策和資源的誘導下，有意或無意間晉身成為「食蕉」的一員，他們便不但在行使監控／執法的職務，同時更扮演著青年人的楷模角色，製造師友或同儕之間無形的合模壓力，令所有富創意和想像力的行為看來皆變成異類，對我行我素、特立獨行的人均加以矮化或妖魔化，從而迫使所有人最終乖乖地就範，按照生涯規劃所設定的軌迹排隊前進。

由此，香港便得以從宏觀到微觀、從上至下打造一體化的規律：首先，顯然易見的是，中港融合的宏觀發展趨勢，已急劇令香港的產業單一化，令原來千差萬別的社會生活，多元開放的市場空間，逐步讓位與金舖、藥房以至一切具備所謂「比較優勢」的行業；其次，在技術官僚和地產霸權全面操控下的城市空間，則令社區生活迅速平面化，傳統鄰里的守望相助精神，讓位與「食蕉」的管理主義體制，以及盈利至上的市場經濟邏輯；其三，落到每一名市民的身上，無論從個人的興趣和潛能、共同擁有的生活方式、到對這個城市未來的想像，均全面大幅地被局限和規範，只能按照官方早已「框定」的標準進行。¹

最後連帶每個人的身體、人所以作為人的基本生存狀態，均被外部環境馴化得妥貼順服。

「鳩嗚」與「sell屎」的美麗新世界

政府部門轄下的公園、文娛康體設施和公共空間，在1990年代初的新管理主義改革浪潮中，已悉數將前線管理工作外判與私人承辦商。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濕地公園的「食蕉」是長俸公務員的話，也未必會如此賣力去教訓那頑皮的兒童；相反正是因為他們只是合約工甚至是臨時工，稍一不慎便可能丟了僅有的飯碗，因此也就特別賣力、異常嚴謹地按章辦事，將一切潛在亂子消滅於萌芽階段。在相當的程度上，新管理主義的文化並非官僚體制所固有，它更多是來自講求效率和利潤至上的私營部門，這無論對政府以至整個社會的秩序意識，均可說是提供了最根本的意識型態基礎。

自1980年代起，隨著港鐵網絡不斷向香港各區延伸，「鐵路+商場+上蓋物業」的規劃模式，早已鋪天蓋地的滲透城市生活之中。假如上一代人是在街頭（徙置區、球場、遊樂場……）集體成長的話，則尤其是在新發展區中成長的新一代人，更多就只能像螞蟻般在縱橫交錯的地道、電梯和天橋所串連的密蔽空間中生活。街道——今時今日就算仍然存在的話——已僅淪為車輛的通道和上落客區，地面步行已變得幾近不可能的事。但套用特納（Bryan Turner）的話，大同小異的購物商場和連鎖集團，卻並沒有帶來新的集體意識和身分認同，在環境受到高度監控和管理的商業空間中，人的身體只能按照預設的規律活動，例如形成快餐店一條條的人龍，然後吃著千篇一律的薯條和漢堡飽。這裏即裏即使人頭湧湧、水洩不通，也絲毫不會讓你感到人際互動的溫暖、社區關係的密切。每個人均只是高度孤立的個體消費者，市民的身分已被「麥市民」（McCitizen）所悄悄取代。²

與原子化的消費者相影成趣的，是商場連鎖店中的前線服務員，尤其是俗稱「sell屎」的營銷員，從彷如人生教練一般、貼身照顧客戶的私人理財顧問，到最被看扁甚至歧視的化粧小姐或啤酒女郎，在這個全面邁向後工業化的服務城市，「sell屎」已晉身成跨專業、跨階層、人數極為龐大的職業羣體，與以往固定月薪制度的白領羣體有別，「sell屎」必須像麥太（即麥兜的阿媽）那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勞多得！」；而出售的除了特定的產品或服務外，更多尚出售包括某種溫情、愛心、體貼和關懷，甚至是正如莊玉惜所形容的，出售標準化的笑容、外貌和言談舉止，出售著美侖美奐、被困在「霓虹牢籠」（neon cage）中的身體。³相對於「食蕉」，更多只能吸收去工業化過程中被淘汰的產業工人；「sell屎」則彷彿是為新一代（自然是青春活潑、外表出眾的靚仔靚女）度身而設，特別是大專學額大幅擴充之後，更成為吸納大量畢業生／準失業生的主要工具。

隨著智能手機網絡的空前發達，更將地鐵和商業空間中的疏離感推向極致。即使在擠迫得密不透風的車廂中，每名乘客帶著睡眼惺忪趕上班之際，均無不聚精會神在手上的電玩、whatsapp或面書，又或帶上耳機躲進一個更私密的角落裏，在這原已無根和冰冷的城市中，相信沒有甚麼情景比這來得更虛無和冷漠。就連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沒有選上舖天蓋地而來的「佔中」照片，卻竟選上一幅少女在海洋公園海洋列車中看手機，來作為2014年的年度照片。⁴假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幽靈回到當下的香港，大概也會認定這正是他筆下的「城市漫遊者」（flâneur）， 與面目模糊的人羣擦身而過，冷眼旁觀地戳破這虛幻的物欲國度。⁵

我倒是更加衷心覺得，那些拉著拖喼、提著大包小包和衣著略帶誇張，蜂擁閙市大街小巷的內地自由行旅客，彷彿才是真正的「城市漫遊者」，最能映襯出我城浮華的鏡花水月，一針見血地戮破假幻的歌舞昇平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