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警察社會到「食蕉」社會

最近我到濕地公園遊玩的時候,發現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就是即使在假期遊客參觀的高峰期,在園內看見警衞保安的機會,總是仍較看見遊客的機會為高!由於濕地公園經常吸引大量兒童來玩,警衞保安便五步一哨、十步一崗的,貼身「招呼」那些活潑可愛──因此亦可能顯得動作過大、跑得太快、又或好奇心驅使、意圖觸摸一下展品的兒童。這個觀察著實令人感觸良多:首先讓我想到的是,濕地公園毗鄰天水圍區,警衞保安顯然大多是來自區內的中年人士,除了這些低技術、沉悶瑣碎的工種,他們幾乎不可能在區內找到有意義的工作;其次,他們往往卻被賦與相當的權力,擁有極大的酌情權去詮解園規,並以家長式的口吻「教化」、甚至是「馴服」那些「不聽話」的小孩;最後,整個濕地公園——實際上是香港所有由政府管理的公園或公共場所(最極端的例子,乃是由志蓮靜苑管理的南蓮園池!),盡皆變成了「食蕉」SeCu, security guard的世界,整個香港則被打造成「食蕉」社會!

這頓時令我想起,那名在金鐘連儂牆塗鴉、被判入女童院的十四歲少女,和那七名在龍和道「暗角」施展拳腳功夫的警員,以至在整個「佔中」運動過程中,觸目皆是的濫用警權和侵犯公民權利的例子。在相當的程度上,「食蕉」社會正是警察社會的自然延伸,將那種即近迷信的秩序意識,鋪天蓋地的滲透在香港生活所有環節。彷彿市民在公園散步的時候,跑快點或坐下來也會違反規定;彷彿任何人在街上跳舞或唱歌,都會構成聚眾生事、擾亂公安又或構成非法集結。

在這個「食蕉」社會的外圍,我們遂可找到生涯規劃和人生教練。從表面上看,其主要職能就是微觀層面的社會控制,和滿佈全港每個角落的保安攝錄裝置如出一轍,讓所有人、尤其是青年人皆在監視系統的緊盯下,過著誠惶誠恐、循規蹈矩的生活。但想深一層,無論是社工、教師、傳道人又或是青年工作者,一旦在官方政策和資源的誘導下,有意或無意間晉身成為「食蕉」的一員,他們便不但在行使監控/執法的職務,同時更扮演著青年人的楷模角色,製造師友或同儕之間無形的合模壓力,令所有富創意和想像力的行為看來皆變成異類,對我行我素、特立獨行的人均加以矮化或妖魔化,從而迫使所有人最終乖乖地就範,按照生涯規劃所設定的軌迹排隊前進。

由此,香港便得以從宏觀到微觀、從上至下打造一體化的規律:首先,顯然易見的是,中港融合的宏觀發展趨勢,已急劇令香港的產業單一化,令原來千差萬別的社會生活,多元開放的市場空間,逐步讓位與金舖、藥房以至一切具備所謂「比較優勢」的行業;其次,在技術官僚和地產霸權全面操控下的城市空間,則令社區生活迅速平面化,傳統鄰里的守望相助精神,讓位與「食蕉」的管理主義體制,以及盈利至上的市場經濟邏輯;其三,落到每一名市民的身上,無論從個人的興趣和潛能、共同擁有的生活方式、到對這個城市未來的想像,均全面大幅地被局限和規範,只能按照官方早已「框定」的標準進行。1

最後連帶每個人的身體、人所以作為人的基本生存狀態,均被外部環境馴化得妥貼順服。

「鳩嗚」與「sell屎」的美麗新世界

政府部門轄下的公園、文娛康體設施和公共空間,在1990年代初的新管理主義改革浪潮中,已悉數將前線管理工作外判與私人承辦商。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濕地公園的「食蕉」是長俸公務員的話,也未必會如此賣力去教訓那頑皮的兒童;相反正是因為他們只是合約工甚至是臨時工,稍一不慎便可能丟了僅有的飯碗,因此也就特別賣力、異常嚴謹地按章辦事,將一切潛在亂子消滅於萌芽階段。在相當的程度上,新管理主義的文化並非官僚體制所固有,它更多是來自講求效率和利潤至上的私營部門,這無論對政府以至整個社會的秩序意識,均可說是提供了最根本的意識型態基礎。

1980年代起,隨著港鐵網絡不斷向香港各區延伸,「鐵路+商場+上蓋物業」的規劃模式,早已鋪天蓋地的滲透城市生活之中。假如上一代人是在街頭(徙置區、球場、遊樂場……)集體成長的話,則尤其是在新發展區中成長的新一代人,更多就只能像螞蟻般在縱橫交錯的地道、電梯和天橋所串連的密蔽空間中生活。街道——今時今日就算仍然存在的話——已僅淪為車輛的通道和上落客區,地面步行已變得幾近不可能的事。但套用特納(Bryan Turner的話,大同小異的購物商場和連鎖集團,卻並沒有帶來新的集體意識和身分認同,在環境受到高度監控和管理的商業空間中,人的身體只能按照預設的規律活動,例如形成快餐店一條條的人龍,然後吃著千篇一律的薯條和漢堡飽。這裏即裏即使人頭湧湧、水洩不通,也絲毫不會讓你感到人際互動的溫暖、社區關係的密切。每個人均只是高度孤立的個體消費者,市民的身分已被「麥市民」(McCitizen)所悄悄取代。2

與原子化的消費者相影成趣的,是商場連鎖店中的前線服務員,尤其是俗稱「sell屎」的營銷員,從彷如人生教練一般、貼身照顧客戶的私人理財顧問,到最被看扁甚至歧視的化粧小姐或啤酒女郎,在這個全面邁向後工業化的服務城市,「sell屎」已晉身成跨專業、跨階層、人數極為龐大的職業羣體,與以往固定月薪制度的白領羣體有別,「sell屎」必須像麥太(即麥兜的阿媽)那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勞多得!」;而出售的除了特定的產品或服務外,更多尚出售包括某種溫情、愛心、體貼和關懷,甚至是正如莊玉惜所形容的,出售標準化的笑容、外貌和言談舉止,出售著美侖美奐、被困在「霓虹牢籠」(neon cage)中的身體。3相對於「食蕉」,更多只能吸收去工業化過程中被淘汰的產業工人;「sell屎」則彷彿是為新一代(自然是青春活潑、外表出眾的靚仔靚女)度身而設,特別是大專學額大幅擴充之後,更成為吸納大量畢業生/準失業生的主要工具。

隨著智能手機網絡的空前發達,更將地鐵和商業空間中的疏離感推向極致。即使在擠迫得密不透風的車廂中,每名乘客帶著睡眼惺忪趕上班之際,均無不聚精神在手上的電玩、whatsapp或面書,又或帶上耳機躲進一個更私密的角落裏,在這原已無根和冰冷的城市中,相信沒有甚麼情景比這來得更虛無和冷漠。就連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也沒有選上舖天蓋地而來的「佔中」照片,卻竟選上一幅少女在海洋公園海洋列車中看手機,來作為2014年的年度照片。4假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幽靈回到當下的香港,大概也會認定這正是他筆下的「城市漫遊者」flâneur, 與面目模糊的人羣擦身而過,冷眼旁觀地戳破這虛幻的物欲國度。5

我倒是更加衷心覺得,那些拉著拖喼、提著大包小包和衣著略帶誇張,蜂擁閙市大街小巷的內地自由行旅客,彷彿才是真正的「城市漫遊者」,最能映襯出我城浮華的鏡花水月,一針見血地戮破假幻的歌舞昇平表象。

1詳見第四章的討論。

2Turner, B. “McCitizen: Risks, Coolness and Iron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George Ritzer ed. McDonaldization: The Reader (Los Angeles: Pine Forge Press, 2009)

3莊玉惜:被困在霓虹牢籠──身體產業的產品推銷員,載嚴潔心76.8的天空:社會性別、貧窮與發展在香港》香港:樂施會2005

5參閱鄒崇銘、韓江雪《僭建都市:從城規規劃到社區更新》香港:印象文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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