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中產：矛盾的階級位置

2014年7月，我參加了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世界社會學大會（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置身這個多達二千人參與的社會學盛事，專題分組接近一百個，真不能不說令我大開眼界。不說別的，大會主持是現任國際社會學會會長布洛維（Michael Burawoy），主講嘉賓之一則是前美國社會學會會長賴特（Erik Olin Wright），兩人均是我十分景仰的社會學泰斗。其中尤其是賴特，六十八歲的他擁有一頭閃亮的銀髮，但舉手投足之間仍像個頑皮的大孩子，和2010年出版的代表作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的書名一般，彷彿滿腦子仍盛載著無限的夢想。

布洛維和賴特均來自美國，都是全球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假如單看「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難免容易令人感到疑惑，到底那是代表甚麼激進的學說或主張。但簡略而言，二人的中心思想並不在於階級鬥爭、共產主義革命又或無產階級專政……剛好相反，二人更關心的是，在高度不平等的資本主義體制之下，為何我們的社會仍可以如常地運作？為何革命彷彿總是遙不可及？就正如橫濱大會的主題，此乃「面對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會學的挑戰」（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of Global Sociology）。

賴特畢生關注的一個核心命題，正是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相對於階級鬥爭——為何得以實現？為何飽受壓迫的階級總是惟命是從，不願反抗？鮮為人注意到的是，賴特提出「矛盾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的概念作為答案。這主要是指那些位於資產和工人階級之間，「高不成、低不就」的專業中產和管理階層，作為當代一個人多勢眾的關鍵羣體，對資本主義體制總是搖風擺柳、朝秦暮楚，有時候是傾向建制，覺得主流社會挺不錯；有時候又對現實諸多不滿，傾向更激烈的社會變革，但又對變革帶來的未知前景充滿焦慮。¹就正如我曾在《用消費改變世界：公平貿易＠新社會經濟運動》（印象文字，2012）一書中，借助以下寥寥數語所概括的：

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無用困惑；如果命運能演習，現 實中不致接納一生每步殘酷抉擇；留守過去的想法，我會否好像這樣生於世 上無目的鞭撻……

——林若寧：《年少無知》

力圖擺脫特權的特權階級？

除了八九民運在規模上可以相提並論，「佔中」動員早已遠超三十年來香港所有的民主運動，甚至超過了「零三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這對即使對認同激進變革的人來說，這兩個半月發生的都是匪疑所思的事情。到底「佔中」的超級龐大羣眾基礎從何以來？若從「佔中」參與者的背景大而化之去看，大概一半以上都是二、三十歲的年青人，但同時亦不乏十幾歲或上年紀的人；大概亦應該有一半以上擁有大專學歷，但同時亦不乏中學生和其他學歷的人。除了旺角佔領區被形容為「很雜」，總體來說基層市民的參與度較低，因此有「地盤工人撐佔中」出現，大家都會顯得特別雀躍。

顯然易見，「佔中」參與者絕不乏中產專業人士（或準中產、準專業人士），其實大部分皆在現存功能界別選舉體制中有投票權，甚至可以參與選特首的選委會／將來的提委會遊戲；但偏偏正是這個為中產專業度身訂造的制度，卻早已滿足不了這些既得利益的一分子？而追求所謂的「真普選，無籂選」，還不就是力圖擺脫功能界別／提委的「籂選」？²

在我身邊的四周，總不難找到熱中於「佔中」的青年人，他們甚至曾經長期以「金鐘村」為家，白天出去上班，晚上才回到村裏睡覺。在工作上，他們均擁有不低的學歷，要是加倍努力的話，還可能有一份很不錯的收入；但在這裏，他們才能找到久遺了的人情味和社區認同，彷彿就是賴特筆下的「真實烏托邦」。我幾乎可以百分百確定，他們對現時香港這個高度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組織得滴水不漏的技術官僚體制，又或這個被稱為「中環價值」主宰的國度，總是既充滿著強烈的怨氣和憤慨；但與此同時，特別是高度競爭的職場環境中，在磨人的現實生活壓力之下，要擺脫這個體制巨籠的枷鎖，敢於活出真我又談何容易？

於是，種種累積已久的社會、經濟、文化……尤其是世代之間的矛盾，均在2014年初秋的那一天，被告士打道投下的八十七枚催淚彈，一下子全都被催化出來了。多得曾偉雄和梁振英的鼓動，彷彿全港青年人均把對社會的不滿，悉數投射在兩人、以至特區和中央政府之上。這當然並不是說，民主政制和真普選並不重要，但對於那些平日循規蹈矩、安於現狀的專業中產來說，甚至連半次遊行示威也未必參加過，現在卻一下子來個公民抗命、不合作運動！顯然易見，這當中充滿著多少的雙重性格；或許說白一點，其實同樣充斥著多少的人格分裂！

2014年10月底，就在告士打道左轉入添美道不到二百米處，立法會財委會審議「三堆一爐」、開支高達三百零五億的撥款申請──一個典型不過的功能組別、特權政治和官商勾結案例。但駐紥在二百米外、數以萬計的「佔中」示威者，卻對議員公然私相授受和濫用公帑，竟然可以完全視而不見，無動於中。³

「組織人」的超強秩序意識？

香港市民的循規蹈矩、謹小慎微，最能體現於「佔中」示威區的整齊清潔、井然有序。兩個多月幾乎連一塊玻璃窗都沒打破，就連國際媒體也無不嘖嘖稱奇。這當然不能算一件壞事，但作為一個銅幣的另一面，卻反映香港人對規律和秩序的執迷，同樣可以用近乎潔癖來形容。正如我在《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2006）一書中曾指出，雖說香港人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的信念，但在實際處境中，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只要是對他們有利的。他們所代表的組織文化，和社會學家懷特（William Whyte）數十年前在 The Organizational Man（1956）一書所描述的，完全是如出一轍。

因此不難理解，作為「組織人」的上一代專業中產，亦很重視生活上的規律和計劃。例如在一個機構任職多久，便晉升至甚麼職位、辦公桌有多大、年薪是多少、幾時應該跳槽……諸如此類。即使是私人生活，幾多歲結婚、幾多歲生子、幾多歲買樓、幾多歲換更大的樓、幾多歲買第二、第三層樓、同樣可以一絲不苟的計算。但問題是，遠自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一切本來理所當然的規律已被打破，一切物業瞬間同樣可以變成負資產，市場穩定性一夜間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令人困惑的在於，那種超級強橫的秩序意識，卻彷彿十多廿年如一日之餘，甚至能延伸到下一代的身上，即使是到了「佔中」的非常關頭，仍一如既往的戰戰兢兢、規行矩步。

當代經濟社會學家卡龍（Michel Callon），曾經提出「框定與溢出」（framing and overflowing）循環的理論，對理解市場交易規律提供獨特的洞見。⁴ 卡龍借用了高夫曼（Erving Goffman）「框定」的經典概念，指出任何市場交易除包含的涵蓋的內容，其實亦間接預設了不被涵蓋的「溢出」，即經濟學稱為「界外效應」的東西。當某一種「框定」成為主導的時候，則人們便會將「溢出」視作例外狀況，並且致力排除在交易的過程以外，如此才能夠令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並令市場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然而任何「框定」皆只是約定俗成的結果，甚麼應該包含、甚麼不應該包含在內，本來就總是充滿含混和爭議性，因此一旦當「溢出」成為主導的時候，則「框定」便會被視作難題，而市場交易的規律便無從建立。由此市場的參與者便只能重新磋商，尋求將「溢出」納入新的「框定」範圍，令新的交易規律能夠重新建立。「框定」與「溢出」往往會輪流主導，形成交易規律周而復始的動態角力。

在香港，以「中環價值」為代表「框定」的強大力量，似乎總是不無例外地，能迅速把「溢出」的例外情況邊緣化，甚至排除掉。就像「佔中」過後，整個社會彷彿又像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如常運作。

但實際情況又是否真的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