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夢生涯規劃 ──又或,超越專業中產的矛盾階級處境?

 

專業中產:矛盾的階級位置

20147月,我參加了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世界社會學大會(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置身這個多達二千人參與的社會學盛事,專題分組接近一百個,真不能不說令我大開眼界。不說別的,大會主持是現任國際社會學會會長洛維Michael Burawoy,主講嘉賓之一則是前美國社會學會會長賴特Erik Olin Wright,兩人均是我十分景仰的社會學泰斗。其中尤其是賴特六十八歲的他擁有一頭閃亮的銀髮,但舉手投足之間仍像個頑皮的大孩子,和2010年出版的代表作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的書名一般,彷彿滿腦子仍盛載著無限的夢想。

洛維賴特均來自美國,都是全球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假如單看「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難免容易令人感到疑惑,到底那是代表甚麼激進的學說或主張。但簡略而言,二人的中心思想並不在於階級鬥爭、共產主義革命又或無產階級專政……剛好相反,二人更關心的是,在高度不平等的資本主義體制之下,為何我們的社會仍可以如常地運作?為何革命彷彿總是遙不可及?就正如橫濱大會的主題,此乃「面對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會學的挑戰」(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of Global Sociology)。

賴特畢生關注的一個核心命題,正是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相對於階級鬥爭——為何得以實現?為何飽受壓迫的階級總是命是從,不願反抗?鮮為人注意到的是,賴特提出「矛盾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的概念作為答案。這主要是指那些位於資產和工人階級之間,「高不成、低不就」的專業中產和管理階層,作為當代一個人多勢眾的關鍵羣體,對資本主義體制總是搖風擺柳、朝秦暮楚,有時候是傾向建制,覺得主流社會挺不錯;有時候又對現實諸多不滿,傾向更激烈的社會變革,但又對變革帶來的未知前景充滿焦慮。1就正如我曾在《用消費改變世界:公平貿易@新社會經濟運動》(印象文字,2012)一書中,借助以下寥寥數語所概括的:

如果命運能選擇,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無用困惑;如果命運能演習,現 實中不致接納一生每步殘酷抉擇;留守過去的想法,我會否好像這樣生於世 上無目的鞭撻……

——林若寧:《年少無知》

力圖擺脫特權的特權階級?

除了八九民運在規模上可以相提並論,「佔中」動員早已遠超三十年來香港所有的民主運動,甚至超過了「零三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這對即使對認同激進變革的人來說,這兩個半月發生的都是匪疑所思的事情。到底「佔中」的超級龐大羣眾基礎從何以來?若從「佔中」參與者的背景大而化之去看,大概一半以上都是二、三十歲的年青人,但同時亦不乏十幾歲或上年紀的人;大概亦應該有一半以上擁有大專學歷,但同時亦不乏中學生和其他學歷的人。除了旺角佔領區被形容為「很雜」,總體來說基層市民的參與度較低,因此有「地盤工人撐佔中」出現,大家都會顯得特別雀躍。

顯然易見,「佔中」參與者絕不乏中產專業人士(或準中產、準專業人士),其實大部分皆在現存功能界別選舉體制中有投票權,甚至可以參與選特首的選委會/將來的提委會遊戲;但偏偏正是這個為中產專業度身造的制度,卻早已滿足不了這些既得利益的一分子?而追求所謂的「真普選,無籂選」,還不就是力圖擺脫功能界別/提委的「籂選」?2

在我身邊的四周,總不難找到熱中於「佔中」的青年人,他們甚至曾經長期以「金鐘村」為家,白天出去上班,晚上才回到村裏睡覺。在工作上,他們均擁有不低的學歷,要是加倍努力的話,還可能有一份很不錯的收入;但在這裏,他們才能找到久遺了的人情味和社區認同,彷彿就是賴特筆下的「真實烏托邦」。我幾乎可以百分百確定,他們對現時香港這個高度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組織得滴水不漏的技術官僚體制,又或這個被稱為「中環價值」主宰的國度,總是既充滿著強烈的怨氣和憤慨;但與此同時,特別是高度競爭的職場環境中,在磨人的現實生活壓力之下,要擺脫這個體制巨籠的枷鎖,敢於活出真我又談何容易?

於是,種種累積已久的社會、經濟、文化……尤其是世代之間的矛盾,均在2014年初秋的那一天,被告士打道投下的八十七枚催淚彈,一下子全都被催化出來了。多得曾偉雄和梁振英的鼓動,彷彿全港青年人均把對社會的不滿,悉數投射在兩人、以至特區和中央政府之上。這當然並不是說,民主政制和真普選並不重要,但對於那些平日循規蹈矩、安於現狀的專業中產來說,甚至連半次遊行示威也未必參加過,現在卻一下子來個公民抗命、不合作運動!顯然易見,這當中充滿著多少的雙重性格;或許說白一點,其實同樣充斥著多少的人格分裂!

201410月底,就在告士打道左轉入添美道不到二百米處,立法會財委會審議「三堆一爐」、開支高達百零五億的撥款申請──一個典型不過的功能組別、特權政治和官商勾結案例。但駐紥在二百米外、數以萬計的「佔中」示威者,卻對議員公然私相授受和濫用公帑,竟然可以完全視而不見,無動於中。3

「組織人」的超強秩序意識?

香港市民的循規蹈矩、謹小慎微,最能體現於「佔中」示威區的整齊清潔、井然有序。兩個多月幾乎連一塊玻璃窗都沒打破,就連國際媒體也無不嘖嘖稱奇。這當然不能算一件壞事,但作為一個銅幣的另一面,卻反映香港人對規律和秩序的執迷,同樣可以用近乎潔癖來形容。正如我在《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2006)一書中曾指出,雖說香港人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的信念,但在實際處境中,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只要是對他們有利的。他們所代表的組織文化,和社會學家懷特(William Whyte數十年前在 The Organizational Man1956)一書所描述的,完全是如出一轍。

因此不難理解,作為「組織人」的上一代專業中產,亦很重視生活上的規律和計劃。例如在一個機構任職多久,便晉升至甚麼職位、辦公桌有多大、年薪是多少、幾時應該跳槽……諸如此類。即使是私人生活,幾多歲結婚、幾多歲生子、幾多歲買樓、幾多歲換更大的樓、幾多歲買第二、第三層樓、同樣可以一絲不苟的計算。但問題是,遠自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一切本來理所當然的規律已被打破,一切物業瞬間同樣可以變成負資產,市場穩定性一夜間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令人困惑的在於,那種超級強橫的秩序意識,卻彷彿十多廿年如一日之餘,甚至能延伸到下一代的身上,即使是到了「佔中」的非常關頭,仍一如既往的戰戰兢兢、規行矩步。

當代經濟社會學家卡龍(Michel Callon,曾經提出「框定與溢出」(framing and overflowing)循環的理論,對理解市場交易規律提供獨特的洞見。4 卡龍借用了高夫曼(Erving Goffman「框定」的經典概念,指出任何市場交易除包含的涵蓋的內容,其實亦間接預設了不被涵蓋的「溢出」,即經濟學稱為「界外效應」的東西。當某一種「框定」成為主導的時候,則人們便會將「溢出」視作例外狀況,並且致力排除在交易的過程以外,如此才能夠令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並令市場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然而任何「框定」皆只是約定俗成的結果,甚麼應該包含、甚麼不應該包含在內,本來就總是充滿含混和爭議性,因此一旦當「溢出」成為主導的時候,則「框定」便會被視作難題,而市場交易的規律便無從建立。由此市場的參與者便只能重新磋商,尋求將「溢出」納入新的「框定」範圍,令新的交易規律能夠重新建立。「框定」與「溢出」往往會輪流主導,形成交易規律周而復始的動態角力。

在香港,以「中環價值」為代表「框定」的強大力量,似乎總是不無例外地,能迅速把「溢出」的例外情況邊緣化,甚至排除掉。就像「佔中」過後,整個社會彷彿又像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如常運作。

但實際情況又是否真的如此呢?

1E. O. Wright,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 O. Wright, “Working Class Power, Capitalist 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no.4 (2000): 957-1002.

2詳見第一章的討論。

3詳見第二章的討論。

4Michel Callon, “An Essay on Framing and Overflowing: Ecnomic Externalities revisited by Sociology” in The Laws of Markets (Wiley-Blackwel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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