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的理論，長期深受政治哲學的影響，尤其是離不開關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討論。作為現代公共領域的經典理論家，無論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或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均重視物質的公共空間，作為公民自由溝通、交流的領域。其中阿倫特具體以古希臘城邦廣場為典範，展示在公共空間之中公民行動和集體參與的可能；至於哈伯馬斯的公共空間則較具包容性，他認為例如媒體出版、文化藝術和學術思辨，雖屬非物質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但同時亦兼具公共空間的功能。無論如何，上述兩者之間最大的共通點，均是從民主政治的願景作為出發點，探尋現代公民社會和民主參與的可能。

現代民主政治與古希臘城邦的一個根本差異，在於現代自由主義乃是建基於私有產權（private property）制度，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歴史發展雙軌並行。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基人如洛克和斯密，均強調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市場力量，是如何能有效調和並促進整體社會利益。¹正如下文將會進一步探討的，傳統社會大量存在的共同產權（common property），幾百年來均不斷被「圈定」（enclosed）成為私有產權，並且用作牟取最大利潤的市場工具；相反現代公共空間則建基於現代強大集權國家的興起，但起碼在那些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它卻並不屬直接於國家體制的一部分。套用哈伯馬斯的經典論述，它正是存在國家與市場之間，平衡和協調兩者利益的公共領域。

正如Neil Smith and Setha Low晚近指出，1960年代歐美冒現的新社會運動，體現了新一波的公民參與浪潮，為公共空間賦與了嶄新的時代意義；但此舉瞬即受到國家和市場力量的雙重打壓，自1970年以還的新自由主義反撲，通過都市更新進行的私有化和士紳化，以至九．一一事件之後針對公共安全的嚴密監控，盡皆顯示公共空間（連帶民主制度）正不斷急速萎縮。²被馴化（pacified）和私人擁有公共空間（privatized public space）進佔主導社會地位，若再套用哈伯馬斯的話來說，則是公共領域被「殖民化」（colonization）的過程。又或正如早在二十年前，Shanon Zukin已更直接了當地說，迪士尼樂園正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主題化」（thematized）的公共空間。³

公共空間：從單一到多元的文化政治

針對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費沙（Nancy Fraser）作出了最廣為人所熟知的批判。⁴她指哈伯馬斯很可能把早期公共領域過於美化，將它化身成公共／普遍利益的捍衛者，這實際上只是糖衣包裝的意識型態霸權，代表著白人男性資產階級的主導價值，營造出一種理性溝通和民主參與的假象，卻早已把邊緣群體的聲音悉數排拒在外。她期許的公共領域應更開放包容，那應是多元而非單一的公共（publics）。假如費沙的觀點乃是對啟蒙精神的深層次反思，則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對現代城市的批判實屬異曲同工。早在1976年他的經典著作《The Fall of the Public Man》（1977）中，桑內特已將焦點瞄準公共空間，指出現代城市規劃雖然保存著大量公共空間，但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冰冷和空洞的，因為社會生活中具意義的事情，均留在相對私密和隱蔽的空間中進行，公共空間已經褪色，變得形同虛設。

相對於上述政治哲學意義上的公共，桑內特更重視文化研究意義上的公共，一個屬於微觀互動層次、可統稱為「戲劇模式」（teatro mundi）的公共領域，主要指彼此陌生的個體，可展示自己私人／特殊的一面，而不受任何限制或歧視。⁵從這個角度出發，公共和私人之間的界線便變得模糊，彷彿是兩位一體多於二元對立。其著眼點不再是阿倫特或哈伯馬斯的民主參與，反而更注重公共空間的開放流動，以及對混雜差異的高度包容；公共空間不再是狹義的理性辯論空間，而是兼容各種理性甚或非理性對話的地方。這種公共空間的主要特質，乃是將私人／特殊利益推向公共（inside out），讓千差萬別的陌生人無拘無束地互動。相比之下，現代城市公共空間假借理性之名進行「殖民化」，但公共事務已盡被特殊利益所收編（outside in），公共空間僅剩下徒具形式的外殼，失去真正開放自由溝通、交流的特質。

在《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1990）一書中，桑內特提到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柯比意（Le Corbusier）造訪紐約，並寫下了《When the Cathedrals Were White》（1936）一書，字裏行間洋溢著對美國和紐約的敬意。書中描述紐約人喜歡使用機器，整個紐約就像是一部大機器。柯比意所推崇的是一種新的科學信仰，相信人能通過理性方法取代自然，建立新世界潔白純淨的新殿堂。桑內特作出了如此的對比：中世紀的宗教城鎮，把重要的東西都放在室內，例如崇高的哥德式教堂為居民提供了心靈的寄託，展示人與上帝的和諧關係；啟蒙運動之後的現代城市，則力求把人帶到街道和廣場，體驗炫目的科技和物質成果。但現代的規劃師卻往往陷入難以自拔的矛盾中──科技旨在建立統一完美的城市規律，但活在其中的人卻常常胡亂盲動，廣場更往往被暴民羣眾佔據──而結果，竟化作一種意想不到的凌亂美。

在2006年那篇絕無僅有關於公共空間的文章中，哈維呼應了桑內特的觀點，指出公共空間不能單從物質空間來判斷，還要考察相關的社會經濟制度，及其與私人空間的複雜互動關係。⁶例如第一章提及奧斯曼對巴黎的改造，林蔭大道和宏偉廣場所開闢的現代主義公共空間，並不必然蘊含公民行動和民主參與的意味；相反，它只是拿破崙三世建立市場霸權的借口，林道和廣場只是非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櫥窗，徒剩單一狹隘的資本主義奇觀（spectacle）。然而，哈維同時亦指出，統治階級對公共空間的操控遠非絕對，林道上的名牌商店阻止不了巴黎橫街的食店攤檔蔓生，華麗的廣場和公共建築無法取代陋巷的雜貨商販。結果於不足二十年間，在第二帝國備受打壓的工人階級，最終衍生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原來被囚禁在私人囚籠裏的民間力量，重新佔據巴黎市中心的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