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具體操作和實踐的層面來看，城市社會學者沃森（Sophie Watson）關於市集（marketplaces）的研究，相信最能體現桑內特和哈維所期許的、混雜流動的公共空間的特質。尤其是她在2008年出版的《City Publics: The (Dis)enchantment of Urban Encounters》，更應被列作公共空間研究的必讀書之一。沃森指出人們日常所說的公共空間，主要是指「正規公共空間」（formal public space），例如廣場和公園，乃是規劃出來給公眾使用的地方。儘管已成為現代城市設計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它們往往卻傾向功能單一，硬件配件僵化，實際情況是「空間」較「公共」的元素為多──也就是說，使用的人次、彼此的互動和活動的質素都算不上太高。

由此帶出相對於「正規公共空間」，沃森更加看重的「非正規公共空間」（informal public space）。這往往並非規劃師或城市管理者自上而下設定的，反而是由公眾自下而上共同塑造出來的，創新地使用街道和城市的方法，例如小販、傳統市集和街頭表演，甚至是露宿或行乞諸如此類。她認為這種多元互動的包容空間，容許百花齊放的社會生活拼貼混雜，過程雖充滿不確定性，但又沒有恐懼和壓力。在相對擠迫和嘈雜的環境中，陌生人之間的「肩摩踵接」（rubbing along），千差萬別的人卻能無拘無束地交流。

以往「非正規公共空間」如傳統市集，往往總是公權力和基層弱勢角力的場所，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通過微觀層面的肢體互動，不斷重新界定各自的「勢力範圍」，甚至每天廿四小時皆在轉化中。箇中既涉及種種明文規定，但更多時是灰色地帶的磋商和妥協。而所謂大都會「現代化」的過程，亦是一個將理性官僚的冰冷面孔，不斷強加於靈活多變的民間智慧，最終將多元差異悉數磨平的過程。上述兩種迥異的公共空間對比鮮明，強弱優劣均相當清晰明顯，但沃森觀點獨到之處，更加在於「非正規公共空間」除具備接納差異、兼顧弱勢、社會共融的特質，同時更應蘊涵著一種解放的潛力，由公眾共同掌握自己的命運，自下而上重新改寫公共空間的定義，也就是對城市權力重新定義的可能。

當一個城市已被過度規管，則不但相關權力機制已發展成熟，連帶公眾亦失去對公共空間的記億，忘記了城市有機發展的各種可能想像。正如沃森不斷提醒我們的，這絕非一個簡單直線的發展歴程，而是充滿著動態互動的角力過程。假如套用戰爭的比喻，則傳統市集乃是一種典型的「位置之戰」（war of positon），戰爭每天都在街頭巷尾上演中；但當被過度規管的城市戰線已經變得凋零，公眾只能偶爾發動一下游擊戰（guerrilla），零星落索地突破早已變得門禁森嚴的公共空間。事實上，我們一點也不能小看游擊戰的威力，近年歐洲新興「彈起城市」（pop up city）概念，正是強調空間運用的開放、流動、即興和隨機性，無時無刻不在重寫公共空間的定義。

空間生產：城市共同體的想像

其實無論是民主、階級又或文化政治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只要是對政治哲學或文化研究稍有涉獵的讀者，相信均會對上文的討論多少有一定認識。顯而易見，它們更多是預設了某種政治立場，聚焦在某類公共空間的理想類型，並指向特定的政治議程和目標。除了上述哈維和沃森的文章以外，其餘的均鮮有觸及各類公共空間的動態關係，及其不斷被塑造和重塑的辯證過程。相比之下，經濟學和產權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研究，卻只是在近年才開始備受關注，理論建構亦未見得一僦而就。但正如下文所試圖展示的，通過共同產權視角對公共空間進行動態分析，將有助擴濶對公共空間的多元開放想像。

正如法律地理學者Lynn Staeheli and Donald Mitchell簡明地指出：「產權的關係和權利，以及誰擁有公眾能夠進入的物業，將大大影響公共空間是什麼，不是什麼；可以是什麼，不可以是什麼。這將影響到誰能和誰不能被包含為公眾的一員……但鮮有公共空間的性質一成不變，它不斷被製造和重造。由此公共領域亦不斷被固定和遷移，被建立和打破──或許是在街道上、廣場上、公園裡、政府建築裡、商場裡，又或在城市某個隱閉角落。公眾與空間的關係從來都不是靜態的，公眾通過進入和使用公共空間，主動地重塑公共空間；而公共空間又會藉這樣那樣的方式，對誰是公眾的一員起著關鍵影響。」¹

Staeheli and Mitchell認為，產權不但涉及某件物件，它更指向一系列的社會和權力關係。儘管資本主義社會片面強調私有產權，但不同群體針對公共空間的使用，往往亦提出大大小小的權利訴求，此乃充滿不確定性的互動角力過程。她們將相對穩定和一貫的、尤其是通過法律方式暫時凝固下來的產權制度，稱之為產權體制（property regimes）──此等看似具凌駕性和不容挑戰的制度，實際上只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成見。一旦當社會經濟條件出現轉變，產權體制無法滿足持份者的期望，便又會重新啟動另一輪的討價還價過程，重新建構公共空間中不同群體的產權關係。

Staeheli and Mitchell並沒有觸及共同產權的課題，另一法律地理學者Nicholas Blomley則指出，儘管自奧姆斯特朗（Elinor Ostrom）以還關於共同產權（更準確應稱為「共同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的理論，較多乃是應用於鄉郊社區和天然資源（如森林、水源）的管理問題，但借用於城市共同體的討論仍甚具啟發性。²就正如延伸閱讀三曾提及，哈維關於文化產品作為「集體象徵資本」的分析，便充分反映城市共同體與特定地方歴史文化條件的緊密關聯──地方特質塑造出城市共同體，城市共同體亦進一步促進地方營造。

Blomley進而指出，城市共同體的概念儘管未發展成熟，但仍有助開啟我們對公共空間的想像。例如主流產權體制傾向非公即私的二分法，業權人的身分受到嚴格限制，均對共同產權構成有意無意的排斥──或是拒絕認可它作為產權制度的一種，又或對其可行性或可取性不斷進行質疑，總之就是令共同產權排拒在公眾議程之外。例如下文將探討Garrett Hardin的經典論述：「共同體悲劇」（tragedies of commons），對Blomley而言，顯然便不是源於共同體的本質問題，而是外部打壓和刻意矮化的結果，令「悲劇」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共同體失去生存和持續的制度環境。

至於城市歴史學者Elizabeth Blackmar，則仔細考察了十九世紀以還，美國土地產權觀念和實踐的蛻變，是如何向私有和公共產權同步擴張：「擁有資產的美國工業家和商人，也就是能左右政治過程的納稅人，希望擁有資源控制的自主性；但與同時，他們亦希望政府（他們相信受他們控制的政府），通過建立公共制度來促進私人利益──而這，包括了各種各樣的公共空間。事實上，在美國人的觀念中，公共空間作為公共制度的一部分，由政府機構代表廣大公民體現擁有權、進行管理及維護，正是源於特定的資產階級信念。」³在私有和公共產權的雙重擠壓下，二百年來共同產權土地難免大幅收縮。但關於共同產權的抗爭卻從未間斷，北美洲原住民致力維護傳統共同擁有的社區；環保運動的興起，喚起郊野作為共同產權的想像；其他新社會運動，亦重新擴濶政府和市場以外社會生活的領域。

法律地理學對產權體制的洞見，無疑帶來了公共空間的嶄新視角，藉著關於共同產權的動態分析，打破傳統上對公共空間的成見和迷思。但亦正如Lucas Konzen指出，法律地理學主要建基於經驗層次和歸納研究，鉅細無遺地考察產權體制的沿革和角力，並且進行政治和倫理上的批判，但就並不傾向於尋找共同產權的一般性規律，以及建立具普遍性的理論框架。⁴因此我們亦可以說，法律地理學奠下了產權分析的問題意識，但卻仍未進行更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疏理，而這亦將是本文餘下部分嘗試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