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登場最矚目的學術著作，肯定非法國學者皮卡提(Thomas Piketty)的《資本論：廿一世紀版》(Capital in Twenty First Century)莫屬。顧名思義，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樣，皮卡提將焦點瞄準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但卻採用了嶄新的數學方法量度不平等的程度。一般學者以往會通過不同階層的收入水平，來描述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但皮卡提則通過對政府稅收的細緻分析，將薪資收入和資產回報一併比較，而所呈現出來的貧富懸殊問題，竟較一般人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

但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不一樣，皮卡提所試圖論證的，卻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反祖現象」。與地主貴族相近的新食利階級，在廿一世紀仍能持續將財富壟斷之餘，尚可以不斷加強搜掠窮人的口袋。即使全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食利階級的回報仍急速膨脹，形成作者所謂＂r＞g＂的定律，即資產回報的增長速度，總是較經濟增長為快的局面。

新食利階級 香港人生活的必然部分

皮卡提的論證在西方引起廣泛關注，但對香港人來說卻是一般常識，是日常生活無法逃避的必然部分。撇除後工業時代薪資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香港人對有樓／冇樓一族之間的洪溝，資產帶來的財富分配不均早就耳熟能詳。正如我在數年前就曾指出過：「圈地運動」的一個致命邏輯是，沒有地的人永遠都不會有一寸地，只有先圈地的人才會有地，後來的世代便只能當「佃農」了，這並非階級而是種姓(caste)的分野，命中注定的一個零和遊戲，一切都早已規劃得井井有條。¹

若我們從政治經濟學層面出發，則資產回報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卻不一定構成社會政治的不穩定。就正如封建時代歐洲的「領主體制」(manorialism)，佃農難以形成自立自主的政治力量，要麼便只能啞忍屈從於食利階級的剝削，要麼則通過與後者結盟達至利益共謀。佃農與食利階級之間存在的依附關係，甚至一直延續到現代社會，若借用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葛蘭西的話，此乃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南方問題」(southern question)。顯然易見，有樓／冇樓一族所構成的凝固階級關係，與食利／佃農階級結構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至於在原居民聚居的廣大新界地區，領主體制的特徵就更不言而喻。必須指出，原居民作為民間僅有的長期組織力量，歴來與政府的關係都是錯綜複雜的，現時以丁屋為核心的鄉村系統，則主要源於1970年代發展新市鎮，港英政府與原居民所達至的妥協結果——原居民出售土地支持大興土木，換來包括丁權的一系列政治特權，最終並通過《基本法》加以鞏固和延續。至於長期以耕種為生、沒有土地的非原居民，則縱使在新界已居住了五、六十年，世世代代仍只能是位居次等的佃農。在近年新一波的新市鎮發展之中，非原居民難免再次首當其衝，辛苦建立的家園一夜間便被推土機進佔，成為首先被政府白白犧牲的對象。

若我們再進一步引進世代的視野，則1980、1990年代香港地產業起飛，上一代人早已通過圈地「上岸」，晋身食利階級，後來者(包括那些搭上1997年尾班車的不幸者)便只有望門輕歎的份兒。新一代雖然懷抱後物質主義的傾向，孕育出近年不少環繞保育議題的新社會運動，但活躍者畢竟只是社會上的少數，大部分年輕人仍是買不起樓，遠多於不想買樓。習慣受保護的新一代無法自主自立，成為寄居父母家中的「啃老族」，工作零散化則令他們難以累積財產，甚至衣食住行仍要父母代為操心，何嘗不是延續著食利／佃農階級的依附結構？

隨著近年中港政治矛盾加劇，部分右翼人士提倡所謂「城邦體制」(municipalism)，建構香港城邦自治的意識型態想像。但如前所述，與其說香港經濟類似古希臘的雅典，又或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倒不如說香港便像是中世紀歐洲的領主莊園，無論統治及被統治階級皆深深地束縛於土地，世世代代坐享土地特權的食利階級，以及背天面土、灰頭土臉的佃農，均並不具備形成「自為階級」(class in itself)的變革潛能。右翼人士若無視下層建築的客觀基礎，忽略糾纏駁雜的社會經濟因素，則城邦僅是一廂情願的政治空想而已。

領主體制 回應衝擊乏力

由此而言，領主體制基於它的保守內向性，自然亦無法與時並進，情況就像歐洲封建時代末期，在新興政治經濟力量的衝擊下，領主體制根本已完全回應乏力。食利階級不斷加強對佃農階級的剝削，只反映領主體制晚期的末世心態，務求在制度崩潰前搜刮最後一分一毫。亦正如我數年前對高鐵所作出的描述：一方面，廣深港高鐵的興建，意味著香港將完全融入珠三角，日後大家可以即日來回，住在廣州但在香港上班，廣深港將會變成一個超級城市帶；另一方面，則意味著一種雞犬相聞、傳統鄰里生活的消逝，連同最近開發禁區邊境的新政策，新界鄉郊進一步被都市生活和經濟邏輯所吞噬。

這其實是一個「雙重毁滅」的過程──既把香港多元混雜的草根生活方式消磨掉，同時把香港作為一個相對自主的社會經濟主體消磨掉。也就是說，當日後菜園村不再是菜園村的時候，香港也已經不再是香港了。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