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近日重提香港的青年人應往外闖，同時又認為輸入外地人才的關卡應該放寬，難免令人聯想到繼CEPA、自由行、各種金融互通的措施之後，中港融合的趨勢十年下來，最終輪到兩地人民的全面互換和轉移了。也難怪2014年香港其中一套最具代表性的電影：《旺角紅van》，說的正是香港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踪，而電影的標語則是：「還我香港」！

此刻恰巧讀到「衡山之謀」的歷史故事，發覺實在太有啟發性，和香港當前面對的處境如出一轍，遂急不及待拿來和香港人分享一下。這個被內地學者稱為歷史上首次「貨幣戰爭」的故事源出《管子．輕重篇》，它記載了二千七百年前，齊國名相和經濟學家管仲向齊桓公獻計吞併衡山國的故事。

管仲採用的戰略是：派人出高價收購衡山國的兵器進行轉賣，從而誘使各國加入收購的行列，營造出天下爭購的局面。齊國到衡山收購兵器十個月後，果然燕、代兩國也開始派人去買，再過三個月後秦國也派人去買。衡山國的兵器大幅漲價，百姓於是都放棄農業來學習冶造兵器。齊國同時又派人到趙國高價收購糧食，各國知道後都運糧到齊國來賣。結果齊國花十七個月收購兵器，再用五個月的時間收購糧食，然後就封閉了邊境的關卡，斷絕與衡山國的往來。衡山國的兵器已經賣光，並且要高價到國外去搶購糧食，結果不久便被各國聯合瓜分了。

顯而易見，管仲利用了人類普遍的貪婪逐利心理，利誘衡山國進行大規模的兵器貿易，令該國以為這是難得的經濟機遇，便一面倒地把經濟押注在單一產業之上。但此舉不但令衡山國過度依賴兵器貿易，更造成它對齊國和各國市場的依賴，失去產業和生計上的自主性，連帶其他產業也變得日漸凋零。最終齊國甚至毋須動用一兵一卒，便已能成功把衡山國吞併了。

毋庸多說，衡山國的故事亦正是香港的故事。當我們只看見大中華潛力無限的市場，便難免把所有的資源押注其上，不但大街小巷轉營奶粉、金飾迎接自由行客，大小樓盤面向內地置業人士，連帶所有基建如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邊境和新界東北發展區，都盡皆一致向北望。加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推波助瀾，誤認這便是香港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所在，卻完全無視本土產業既有的多元性和靈活彈性，皆在這融合過程中被消磨殆盡。一旦日後內地有甚麼風吹草動，香港經濟也就完全返魂無術了。

在九七回歸後的初期，董建華曾一度力圖發展高科技和創意文化等產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重建本土優勢。但隨著「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近年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¹ 曾蔭權在2009年提出的六大產業──醫療、教育、環保、測檢認證、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儘管看似是董治時代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卻其實悉數依托於2008年底出台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大中華概念主導、甚至是主宰了香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吻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則沿襲了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作風，起碼從表面上來說，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並提供必要的基建和制度框架，則具體經濟運作、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作出調節。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衡擊，但在相當程度上，香港近年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

「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竿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能充當內地與國際貿易的門戶；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本土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尤其是在沙士、毒奶粉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香港和內地的比較優勢便大大凸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問題卻在於，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本土質素優勢，反而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Gresham’s Law）的情況，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或許香港和衡山國的惟一分別在於：衡山國的國君只是因為愚蠢，才中了管仲的圈套；香港的梁振英卻是中央派來的，只是在執行中央的意旨。

而愚蠢的則是主流經濟學家，或香港人，即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