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近日重提香港的青年人應往外闖,同時又認為輸入外地人才的關卡應該放寬,難免令人聯想到繼CEPA、自由行、各種金融互通的措施之後,中港融合的趨勢十年下來,最終輪到兩地人民的全面互換和轉移了。也難怪2014年香港其中一套最具代表性的電影:《旺角紅van》,說的正是香港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踪,而電影的標語則是:「還我香港」!
此刻恰巧讀到「衡山之謀」的歷史故事,發覺實在太有啟發性,和香港當前面對的處境如出一轍,遂急不及待拿來和香港人分享一下。這個被內地學者稱為歷史上首次「貨幣戰爭」的故事源出《管子.輕重篇》,它記載了二千七百年前,齊國名相和經濟學家管仲向齊桓公獻計吞併衡山國的故事。
管仲採用的戰略是:派人出高價收購衡山國的兵器進行轉賣,從而誘使各國加入收購的行列,營造出天下爭購的局面。齊國到衡山收購兵器十個月後,果然燕、代兩國也開始派人去買,再過三個月後秦國也派人去買。衡山國的兵器大幅漲價,百姓於是都放棄農業來學習冶造兵器。齊國同時又派人到趙國高價收購糧食,各國知道後都運糧到齊國來賣。結果齊國花十七個月收購兵器,再用五個月的時間收購糧食,然後就封閉了邊境的關卡,斷絕與衡山國的往來。衡山國的兵器已經賣光,並且要高價到國外去搶購糧食,結果不久便被各國聯合瓜分了。
顯而易見,管仲利用了人類普遍的貪婪逐利心理,利誘衡山國進行大規模的兵器貿易,令該國以為這是難得的經濟機遇,便一面倒地把經濟押注在單一產業之上。但此舉不但令衡山國過度依賴兵器貿易,更造成它對齊國和各國市場的依賴,失去產業和生計上的自主性,連帶其他產業也變得日漸凋零。最終齊國甚至毋須動用一兵一卒,便已能成功把衡山國吞併了。
毋庸多說,衡山國的故事亦正是香港的故事。當我們只看見大中華潛力無限的市場,便難免把所有的資源押注其上,不但大街小巷轉營奶粉、金飾迎接自由行客,大小樓盤面向內地置業人士,連帶所有基建如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邊境和新界東北發展區,都盡皆一致向北望。加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推波助瀾,誤認這便是香港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所在,卻完全無視本土產業既有的多元性和靈活彈性,皆在這融合過程中被消磨殆盡。一旦日後內地有甚麼風吹草動,香港經濟也就完全返魂無術了。
在九七回歸後的初期,董建華曾一度力圖發展高科技和創意文化等產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重建本土優勢。但隨著「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近年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1 曾蔭權在2009年提出的六大產業──醫療、教育、環保、測檢認證、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儘管看似是董治時代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卻其實悉數依托於2008年底出台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大中華概念主導、甚至是主宰了香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吻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則沿襲了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作風,起碼從表面上來說,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並提供必要的基建和制度框架,則具體經濟運作、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作出調節。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衡擊,但在相當程度上,香港近年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
「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竿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能充當內地與國際貿易的門戶;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本土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尤其是在沙士、毒奶粉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香港和內地的比較優勢便大大凸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問題卻在於,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本土質素優勢,反而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Gresham’s Law)的情況,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或許香港和衡山國的惟一分別在於:衡山國的國君只是因為愚蠢,才中了管仲的圈套;香港的梁振英卻是中央派來的,只是在執行中央的意旨。
而愚蠢的則是主流經濟學家,或香港人,即你和我。
1 Tsang,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3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