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為期四個月的《人口政策》諮詢完結，儘管號稱是「以民為本的人口政策」，並以「發展及培育人才，使香港的人口可持續地配合及推動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社會經濟發展……」為目標；但觀乎諮詢期內媒體報導的焦點，又或可稱為政府的真正議程，來來去去其實都只有一個：就是香港部分行業正面臨嚴重的勞工短缺。

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這些媒體報導均把問題的成因，盡情集中在勞動力的供應方──尤其是青年人的身上。報導通常會描述現今青年人不願吃苦，又或慣於依賴父母照顧；要不就是父母過度寵愛兒女，不放心他們從事過於操勞的工作。一些報導又會指青年人對薪酬、晉升機會和工作條件都相當揀擇，稍有不理想的話便會辭工旅行，或只願意從事工作量較輕省的零散工，又或索性在校園多留幾年。

筆者並不懷疑上述情況確實普遍存在，但把勞工短缺責任盡放在供應方，卻鮮有提及需求方──也就是相關行業和企業的處境，則肯定是以偏概全、甚或刻意誤導，而背後的政策動機亦昭然若揭。本文嘗試從更宏觀的視野出發，探討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濟結構的轉變，如何導致本土經濟自主性的逐步喪失，以及對勞工需求所帶來的潛在巨大影響。簡而言之，當官方主導的人口論述聚焦在「人力錯配」、「勞動力短缺」，本文則嘗試尋找「政策錯配」、「產業短缺」的問題癥結所在。

自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首任特首董建華經常掛在口邊的，是經濟轉型和邁向知識型經濟，為香港開拓高增值、高技術的新興產業，從而維持香港在中國以至亞洲區的競爭力。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五十萬人上街，遂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推動中港融合。但自2006年以來，香港失業率長期維持在5%以下，即使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並無顯著回升，近年更跌至接近3%極低水平；但期間堅尼系數則不斷上升，反映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增長遠較高收入人士緩慢。

然而，香港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進一步擴充高等教育，卻是早在董建華時代、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主政下，已奠下的「教育八萬五」鴻圖大計。教育政策原旨在提供高技術人才，以配合香港經濟轉型的需要；但現時經濟轉型已住口不提了，驅使青年人（尤其以自資方式）不斷進修卻是大勢所趨，試問香港還哪裏去找服務業殷切的前線基層員工？在日積月累的政策扭曲和錯配下，我們遂最終看到今天的《人口政策》指出：「雇主與教育機構必須就課程設計及提供實習經驗方面加強協作。此外，學校亦須加強職業輔導服務，俾能協助學生選擇適合其發展的職業……我們需要更多語文能力和溝通技巧俱佳、成熟幹練的畢業生，以為不同客戶提供服務；而這些畢業生亦須具有全球視野和良好的職業操守……」

說穿了，無非只是國王新衣底下、拙劣不堪的遮醜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