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記得約在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仍未發生，東亞發展模式如日中天之際，「發展型政體」（developmental state）成為全球追捧的典範。尤其是「四小龍」中的南韓、台灣和新加坡，當地政府均採取積極扶持的態度，以「干預型政策」（interventionist policies）作為推動經濟的強大動力，惟獨香港則始終以「不干預」（non-interventionist）哲學自居。箇中是虛是實、孰真孰假，早已引起學術界的不少爭論；只是在右翼經濟學家的不斷催眠下，不少香港人對「不干預」的神話仍深信不疑。

從「符碌視角」到「轉軌視角」

筆者曾經嘗試以一種「符碌視角」，1 來分析九七前所謂的香港「經濟奇迹」。不說不知，原來香港俚語「符碌」一詞，乃是來自英文fluke，正是指全靠運氣、出乎意料之外，現時回看實在是倍感親切。

但在九七大限臨近之際，香港經濟卻在工業北移的趨勢下，面臨「空洞化」和「曼克頓化」的危機。如何通過新上任的特區政府積極介入，推動香港產業結構轉型和提升競爭優勢，鞏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曾一度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之一。其中1997年由金融商貿界推出Hong Kong Advantage Report，便直接移植自哈佛大學管理學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的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推動香港邁向知識型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體系，並以亞洲金融貿易樞紐（hub）作為定位，以面對全球化趨勢下的激烈競爭，及鄰近城市如新加坡及上海的挑戰。

1997至2005年，儘管在董建華的七年任內，通過馮國經、唐英年和錢果豐等政商聯盟，推動數碼港、科學園、迪士尼和西九文化區等資訊科技和創意文化產業，成果實在只能算是差強人意；但與此同時，董亦通過梁錦松、李國章和羅范椒芬等嫡系愛將，大力推動教育改革和擴充專上學額，包括大幅提高大專入學率至六成，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的發展，這項被稱為「教育八萬五」的政策，其影響甚至可能較產業改革更為深遠。正如呂大樂在晚近著作中指出，2 特區政府大幅擴展專上教育學額，但卻不願意在財政上作出承擔，於是便想出了通過教育產業化，包括大量開發自資的副學位課程，來作為專上教育迅速普及化的主要手段。而到了2009年，曾蔭權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教育就更加名列其中，香港進一步被定位為地區性的教育樞紐，矢志成為整個亞洲區學生的升學中心。

事實上，自九七香港回歸之後，八家大學招收海外學生數目一直上升，由1996／97的1,239人，急增至2008／09的8,392人。而在教育產業化政策推出之後，招收海外學生數目更急增至2012／13的13,661人。但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留學生所佔的比率，亦由1996／97的63.8%增加至80.3%。香港的大學在不斷推行國際化之際，最終卻取得了國族化的效果。正如呂大樂指出，教育產業化與擴展本地專上教育的政策，自始至終並沒有清晰明確的分工。儘管八家大學在招收內地本科生比率受到限制，但在研究院課程的缺口已大幅打開，令香港的大學最終無法免於國族化的趨勢。

知識型經濟抑或泡沫經濟？

但問題是，究竟甚麼才是「全球化競爭」、「知識型經濟」？正如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傑賽普（Bob Jessop）指出，3 這只是新自由主義打造的一套「語言偽術」，旨在令人相信要超越全球市場的對手，便必須自上而下建立一套競爭策略，追逐金融膨脹所帶來的國際投機熱錢。而波特的「競爭優勢論」應運而生，尤其強調建立企業羣聚（cluster）和樞紐（hub），作為全球競爭的主要武器，就更成為工商管理顯學的「知識名牌」（knowledge brand），並通過國際經合組織和世界經濟論壇等，驅使各地政府爭相仿效。一時間甚麼創新園、高新開發區便如雨後春筍，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而通過高等教育向全球搶奪人才，匯聚人力資本便成為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十八年匆匆過去了，到底經歷了「教育八萬五」、大專學額擴充和大學國際化之後，香港的「產業結構轉型」和「知識型經濟」怎樣了？香港建立了甚麼新的企業羣聚和樞紐，是否已令自己在全球的競爭力大幅提升？特區政府在多年投資經營過後，又如何衡量箇中的成本效益？抑或其實好像國皇新衣的故事般，說穿了，香港還是停留在九七前的金融地產泡沫，炒炒賣賣；現在只是加入了大中華的概念，傾全國之力投入更大的經濟泡沫中，弄虛作假。新一代的大專畢業生，則繼續擔任地產或保險經紀之類的角色，甚至是受雇於金鋪、藥房，向內地遊客賣金飾、奶粉，又或在街頭兜售流動電話──難道這便是香港「知識型經濟」下，「創意文化」和「資訊科技」的發展成果？

1韓江雪、鄒崇銘︰〈香港奇蹟：以「腐碌」為視角〉，載《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2 T. L. Lui, “Opportunities and Tension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Globalisa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 Asia Pacific Viewpoint, 55, no. 2 (2014): 132～143.

3 B. Jessop,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Education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Europe, edited by B. Jessop, N. Fairclough and R. Wodak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