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曾基:國族與本土、右翼與左翼

螢幕快照 2015-09-04 下午09.18.37

突聞曾澍基教授(下稱曾基)意外逝世,當下即有衝動想寫一篇悼文。和曾基個人絕對算不上相熟,但多年來從他所學獲益匪淺,因此這更多是一篇學術生平回顧,並側面襯托出香港四十年來的社會經濟變遷。

社會派、滙點、本土左翼

余生也晚,聽得最多前人提及曾基的,是他在1970火紅年代新左理論導師的角色,開濶了國粹派以外社會派「反資反殖」的本土視野,一代學運、社運領袖皆深受其影響。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冒現,曾基參與發起的滙點,卻是最早提出「民主回歸」的政治團體。套用今天的述語,曾基和當年的滙點均既有本土的視角,亦有國家民族的關懷,國族本土並無想當然的二元對立,實應可稱為「本土左翼」的鼻祖——而到現在能剩下的還有多少?

不過,我從曾基身上學到最多的,始終是他經濟學的老本行。我作為一名經濟社會學者(economic sociologist),即使站在旁觀者的位置上,亦能深切感受到香港受主流經濟學荼毒之深,以及作為一名另類經濟學者(alternative economist)的孤獨。最近我經常跟友人開玩笑說,將本地所有高等學府加起來,香港會有多少經濟學者?若把財務、會計、商管、房地產皆計算在內,大概也會有500名以上吧?但能對主流經濟學深切反省的又有多少?大概不會多於5名!而曾基則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位。

早在1990年代初開始,針對香港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曾基開展了「曼克頓化」和「二元經濟」(dual economy)的一系列探討,試圖為「一國兩制」下的本土經濟與產業重新定位。當時香港失去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愈益向金融地產的第一元傾斜,餘下提供大量職位的基層服務業,則構成了低技術、低增值的第二元經濟。明顯地,曾基除了關注香港競爭力下降,難以和鄰近新興城市比拼之餘,他更關心產業結構的適當均衡,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市民人盡其材的機會以及生活質素的整體問題,香港所需的亦絕非單純增長數據上的提升,否則就根本不用花時間談第二元!諷刺的是,特區官員至今仍不忘掛在口邊、力主學習的「新加坡模式」,便正正是將人視為原材料、「有增長、無發展」的典型例子。

資源流動vs.本土優勢

2007年,曾基在香港歴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1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 ,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五十萬人上街而告終;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本土優勢觀」著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則「資源流動觀」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

隨著「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近年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無不面向內地十三億人市場的無限商機;曾蔭權在2007年提出的十大建設計劃中,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屯門連接路、港深機場合作無不從促進中港交流合作的角度出發;至於在2009年提出的六大產業──醫療、教育、環保、測檢認證、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儘管看似是董治時代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卻其實悉數依托於同年初出台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大中華概念主導、甚至是主宰了香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吻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則沿襲了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作風,起碼從表面上來說,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並提供必要的基建和制度框架,則具體經濟運作、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作出調節。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衡擊,但在相當程度上,香港近年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

向最低標準競逐vs.質素優勢產業升級

對曾基來說,「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杆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能充當內地與國際貿易的門戶;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本土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尤其是在沙士、毒奶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香港和內地的比較優勢便大大突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問題卻在於,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本土質素優勢,反而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Gresham’s Law)的情況,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顯而易見,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粧品,財富自然便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固然令質素優勢不復存在,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

公共知識分子的羊腸小徑

近四十年來,無論是當下社會議題的評析,以至艱澀嚴謹的經濟學專著,甚至近年得了癌症之後,曾基的寫作生涯皆一直從未間斷;但必須同時承認,他在社會輿論上的影響力,卻早已大不如前。不少年紀漸長、位處廟堂之上的學者,皆無可避免逐漸與時代脫節,這顯然並非曾基面對的困局;作為香港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曾基的觀點是如此難得的貫徹始終,卻仍游刃有餘,緊貼香港社會的最新發展脈搏。問題倒是在於,無論在專業知識領域抑或公共領域,香港理性討論空間已愈來愈窄,中港矛盾激化壓倒了良性互動,民粹極端已掩蓋客觀分析的可能。像曾基般堅持「本土左翼」的理性路線,並沒有非黑即白的歸邊埋堆,已難以在輿論市場上有立錐之地。

執筆之際,剛好在讀另一另類經濟學者許寶強的研究,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右翼保守主義,其極右民粹主義本質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一語道破「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明顯是經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和他的「對立小眾」,例如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恐共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的他者的妒恨情感。」2

打著官方推崇的意識形態霸權,為鞏固權貴的既得利益保駕護航,主流經濟學者在個人升遷榮辱上,所走的是金堆玉砌的陽關大道;相反堅持獨立思考和說真話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沒有政商學殿堂的無限風光,所走的羊腸小徑卻仍不失清幽雅緻。這復令我想到許寶強近期的另一篇文章,談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痛斥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指出「維持虛幻形象與為此而說謊,正是支撑極權主義的兩大要素,也是「無思」(thoughtless)與「平庸」者——終日重複陳腔濫調、語言偽術,不假思索地接受「上頭」的命令——的寫照。」3

1 Tsang, Shu-ki (2007). “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 ” The China Review, Vol. 7.2: 35–63.

2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為香港「新自由主義」「埋單」」。2014台北輔仁大學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研討會 ,201414-5日。

http://www.csat.org.tw/paper/PKHui_Populism%20and%20Cynicism_%20Taiwan.pdf

3 許寶強:「閱讀被拘捕者的故事 思考公民抗命的意義」。《明報》,201477日。

http://www.pentoy.hk/時事/h15/2014/07/07/許寶強:閱讀被拘捕者的故事%E3%80%80思考公民抗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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