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聞曾澍基教授(下稱曾基)意外逝世，當下即有衝動想寫一篇悼文。和曾基個人絕對算不上相熟，但多年來從他所學獲益匪淺，因此這更多是一篇學術生平回顧，並側面襯托出香港四十年來的社會經濟變遷。

社會派、滙點、本土左翼

余生也晚，聽得最多前人提及曾基的，是他在1970火紅年代新左理論導師的角色，開濶了國粹派以外社會派「反資反殖」的本土視野，一代學運、社運領袖皆深受其影響。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冒現，曾基參與發起的滙點，卻是最早提出「民主回歸」的政治團體。套用今天的述語，曾基和當年的滙點均既有本土的視角，亦有國家民族的關懷，國族本土並無想當然的二元對立，實應可稱為「本土左翼」的鼻祖——而到現在能剩下的還有多少？

不過，我從曾基身上學到最多的，始終是他經濟學的老本行。我作為一名經濟社會學者(economic sociologist)，即使站在旁觀者的位置上，亦能深切感受到香港受主流經濟學荼毒之深，以及作為一名另類經濟學者(alternative economist)的孤獨。最近我經常跟友人開玩笑說，將本地所有高等學府加起來，香港會有多少經濟學者？若把財務、會計、商管、房地產皆計算在內，大概也會有500名以上吧？但能對主流經濟學深切反省的又有多少？大概不會多於5名！而曾基則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位。

早在1990年代初開始，針對香港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曾基開展了「曼克頓化」和「二元經濟」(dual economy)的一系列探討，試圖為「一國兩制」下的本土經濟與產業重新定位。當時香港失去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愈益向金融地產的第一元傾斜，餘下提供大量職位的基層服務業，則構成了低技術、低增值的第二元經濟。明顯地，曾基除了關注香港競爭力下降，難以和鄰近新興城市比拼之餘，他更關心產業結構的適當均衡，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市民人盡其材的機會以及生活質素的整體問題，香港所需的亦絕非單純增長數據上的提升，否則就根本不用花時間談第二元！諷刺的是，特區官員至今仍不忘掛在口邊、力主學習的「新加坡模式」，便正正是將人視為原材料、「有增長、無發展」的典型例子。

資源流動vs.本土優勢

2007年，曾基在香港歴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¹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 ，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五十萬人上街而告終；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本土優勢觀」著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則「資源流動觀」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

隨著「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近年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無不面向內地十三億人市場的無限商機；曾蔭權在2007年提出的十大建設計劃中，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屯門連接路、港深機場合作…無不從促進中港交流合作的角度出發；至於在2009年提出的六大產業──醫療、教育、環保、測檢認證、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儘管看似是董治時代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卻其實悉數依托於同年初出台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大中華概念主導、甚至是主宰了香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理念吻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則沿襲了港英時代的無為而治作風，起碼從表面上來說，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並提供必要的基建和制度框架，則具體經濟運作、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作出調節。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衡擊，但在相當程度上，香港近年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

向最低標準競逐vs.質素優勢產業升級

對曾基來說，「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然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杆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能充當內地與國際貿易的門戶；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本土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尤其是在沙士、毒奶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香港和內地的比較優勢便大大突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問題卻在於，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本土質素優勢，反而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Gresham’s Law)的情況，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顯而易見，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粧品，財富自然便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固然令質素優勢不復存在，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

公共知識分子的羊腸小徑

近四十年來，無論是當下社會議題的評析，以至艱澀嚴謹的經濟學專著，甚至近年得了癌症之後，曾基的寫作生涯皆一直從未間斷；但必須同時承認，他在社會輿論上的影響力，卻早已大不如前。不少年紀漸長、位處廟堂之上的學者，皆無可避免逐漸與時代脫節，這顯然並非曾基面對的困局；作為香港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曾基的觀點是如此難得的貫徹始終，卻仍游刃有餘，緊貼香港社會的最新發展脈搏。問題倒是在於，無論在專業知識領域抑或公共領域，香港理性討論空間已愈來愈窄，中港矛盾激化壓倒了良性互動，民粹極端已掩蓋客觀分析的可能。像曾基般堅持「本土左翼」的理性路線，並沒有非黑即白的歸邊埋堆，已難以在輿論市場上有立錐之地。

執筆之際，剛好在讀另一另類經濟學者許寶強的研究，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右翼保守主義，其極右民粹主義本質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他一語道破「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民粹政治」：「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明顯是經由民粹方法打造的，以「福利主義」、「新移民」、「綜援懶人」等空洞能指作為共同的敵人，創造出「人民大眾」和他的「對立小眾」，例如說推行最低工資等同吃「大鑊飯」和富「社會主義色彩」，嘗試觸動港人恐共的情緒，以至激發對外部的他者的妒恨情感。」²

打著官方推崇的意識形態霸權，為鞏固權貴的既得利益保駕護航，主流經濟學者在個人升遷榮辱上，所走的是金堆玉砌的陽關大道；相反堅持獨立思考和說真話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沒有政商學殿堂的無限風光，所走的羊腸小徑卻仍不失清幽雅緻。這復令我想到許寶強近期的另一篇文章，談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痛斥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指出「維持虛幻形象與為此而說謊，正是支撑極權主義的兩大要素，也是「無思」(thoughtless)與「平庸」者——終日重複陳腔濫調、語言偽術，不假思索地接受「上頭」的命令——的寫照。」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