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保松、羅永生到波蘭尼的「反向運動」

近月在日本參加國際社會學大會,有機會碰到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著名學者Beverly Silver,他和已故丈夫Giovanni Arrghi都是當代重要的社會學家,來自香港的許寶強和孔誥烽都是他們的門生。Silver 其中一個廣被應用的觀點,是區分所謂馬思克型(簡略而言,即工人主導)的社會運動(Marx type social movements),以及波蘭尼型(即市場主導)的社會運動(Polanyi type social movements)。在全球化和工人運動江河日下的時代,波蘭尼的分析框架對左翼理論變得舉足輕重。

早於1944年出版的《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近年正愈來愈受到社會學者的重視。波蘭尼在書中提出「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的概念:即自我調節市場的運動(self-regulated market movement),和由它所衍生的「反向運動」(counter movement),成為理解市場經濟秩序百病叢生最有力的理論資源。在號稱全球最自由市場體系的香港,大概也有不少學者讀過波蘭尼;不過嚴謹地應用於分析香港的問題,則可說是絕無僅有。1

波蘭尼:商品化促成「社會自我保護」

Unknown

70年前,波蘭尼在《大轉變》中早已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人不是商品。包括人、土地、環境等一系列現時被普遍稱為「經濟資源」、「生產資料」的物種,在市場經濟出現之前的人類歴史中早已存在。它們容或具有各自存在的意義或價值,但就肯定並非為服務市場經濟而生存。百多年來,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市場經濟的大趨勢,正是一個不斷將人變成「人力資源」,將土地變成「土地資源」,將環境變成「環境資源」的過程,逐步令地球上所有物種的功能單一化、價值平面化,就是服務於市場經濟的所謂供求定律,服務於經濟效率和成本效益的不斷提升,服務於資本主義利潤的最大化。

波蘭尼進一步指出,由於人和土地等根本不是商品,不可能按照所謂市場規律加以「運作」、「調配」又或「營運」,因此只能稱之為「虛擬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也就是通過精心設計的人為手段,將人和土地等「偽裝」、「掩飾」而成的商品。而在此一宏大的社會文化工程中,經濟學家所發揮的作用乃「居功至偉」,通過對自然科學修辭的挪用,莊嚴堂皇的研究假說、論證邏輯和數學模型,以至即近牛頓定律般的市場定律的「 發現」,經濟學家建構出一個盡皆由商品或市場打造的美麗新世界。

勉強將人和土地等通過商品化過程變成虛擬商品,市場經濟帶來的後果乃是災難性的,將對社會造成無可彌補的破壞。由此所必然衍生出來的反向運動,其立足點遂在於「社會自我保護」(self protection of society),力圖阻止社會被市場經濟的無情力量所吞噬。因此不少人包括Beverly Silver,會把近年的反全球化運動視作反向運動的主要例證;但事實上,正如波蘭尼在《大轉變》提出的著名的金句:「放任自由主義是規劃出來的,但規劃卻不是(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was not)」,意指反向運動乃是自然自發的現象,並非由人蓄意為之的結果,因此具有極大的任意性和不確定性。它既有可能有力扭轉市場經濟的惡果,但亦可能造成意料之外更大的破壞。

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亦開啟了本土商品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漫長過程。無論是回歸前後的官方主流論述,均有意無意把被割讓前的香港,描繪成一個人跡罕至的荒蕪小島(因此啟德一帶的宋代古蹟應該「被忘記」);但在過去170多年,從新界原居民抗爭、省港大罷工、左派「反英抗暴」,到19601970年代萌芽的本土社會運動,皆無不時刻在提醒著我們,商品化過程必然對人、土地和自然造成破壞,而社會必然因而產生反彈,力圖修正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正常扭曲。而在2000年後不斷壯大的保育運動,從天星、皇后碼頭到喜帖街、菜園村,直至現時新界東北的爭議,皆可從反向運動的歴史角度進行分析。

周保松: 左翼對放任自由主義的修正

近期中大政治學者周保松的新書《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2014),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嘗試打造他所稱的「左翼自由主義」,從而對走向極端的放任自由主義進行修正。有趣的是,周保松的出發點和波蘭尼異常接近,他首先提出所謂的自由市場並不能自足地存在,「市場的遊戲規則,由國家制訂,並由它以強制性法律保證其有效運作。私有財產制,以供求決定商品價格及工資水平,低稅率和少監管,都是制度的結果」(139-140)

而正如李敏剛在其書評中指出,「這裏正是香港的形象在書中首次出現的地方。香港連續十九年被美國右翼智庫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但貧富懸殊嚴重,過百萬人活在貧窮線以下,因貧窮而沒有大部分的自由,是周保松帶出整個討論的引子(137150);緊接着,香港也被用來論證適度的社會福利開支,如十二年免費教育、收費低廉的公共醫療、公共房屋、綜援等,其實並不損害我們的自由,反而能令更多公民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活出更有意義的自由(166-167)…正因為這個對自由的理解,他才批評私有產權和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場所引發的巨大不平等,使貧窮者無法成為有尊嚴的公民、無法有效參與公共生活,是大大限制了他們的自由。這是他所揭櫫的左翼自由主義最核心、也最受爭議的論點。」

然而,周保松並不認為香港便是左翼自由主義的典範。李敏剛續說:「事實上,香港不單未有普選,公民自由的保障也不充分,社會保障度更遠未足夠。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義,其實也同時構成了一個對香港經驗重要的批判視角自由的意義為放任市場論述——以及據說因放任市場而來的經濟繁榮所壟斷, 於是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往往只是市場上自由交易、互不干涉大家『搵食』、在資本泡沫中分一杯羹的自由。但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義,卻正面挑戰這樣的社會想像:從重視個人自主這一道德標準來看,香港主流價值意識對自由的理解,其實有所偏差。」2

若借用波蘭尼的概念,則周保松提出的左翼自由主義論述及例證,正是致力修正放任自由主義反向運動的一種, 主觀願望是促進社會自我保護的正面效果。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周保松描繪一幅社會經濟重拾均衡的理想圖像,致力捍衛他所信奉的自由觀;但對波蘭尼來說,反向運動的表現卻往往出人意表,並非理性思考達致的邏輯結果。例如我們大可由此合理地推論,香港的自由論述將焦點放在市場,卻忽略了國家在其中的關鍵作用,因此往往無視它對紓緩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性;但如此一來,國家職能的正面效果被渲染,卻很可能為介入市場鳴鑼開道——令國家反而有藉口調控市場,反過來製造更多官商勾結的機會,從而進一步鞏固社會不平等——2012年梁振英夾著「全民皆樓」的政綱和高民望上台,難道不正是市民期望調控市場,所帶來更加不堪設想的後果嗎?

羅永生: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好處

同期我們還有嶺南大學學者羅永生的新書《殖民家國外》(2014),則為反向運動提供了另一種社會學的詮釋。羅永生對狹隘的、香港式自由主義的批判,可說和周保松有異曲同工之處,而他強調此乃港英殖民統治所遺下的產物,並成功吸納了尤其是泛民主派的反抗力量。香港回歸前後「沒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實是虛擬而非實質。英政府在晚殖民的「虛擬自由主義計劃」,在不觸動港英權力基礎前提下施予香港人有表飾而無實權的自由;回歸後建築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虛擬自由,也一直被由中產主導的傳統泛民半假當真地收貨,令管治階層成功把反抗力量預先包納並將其力度消彌。

然而,正如羅永生在《明報》的訪問中指出,自2006年由八十後發起的保衛天星鐘樓、守護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的保育抗爭運動,標誌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範式轉移。「保育運動以廣義的文化作為一種社運和主體力量的資源,以往泛民只講利益分配,但反高鐵這些系列的社運,是說集體回憶,這些是什麼?它點燃了一種能量,不止是被動的懷舊,而是去問,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祖先本土意識燃起的社運打開了香港主體性的缺口,掙脫虛擬自由主義的舊牢。然而洪水閘既開,有活水傾流,亦有泥沙冲淹:今非昔比的盲目『戀殖』,還有以我為尊的族群民粹,相繼爆發。」

訪問者阿離由此提出,面對洪流媾淹,羅永生依然清醒,他強調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絕對好處,當新力量出現,不等於能聚合真力,卻可能破壞公民社會的基礎,因此這種意識醒覺「需要提升,要有質的深化」。對近年爆出的民粹現象,羅永生一直鑑而辨之,「你要經歷考驗,行動好緊要。行動,大家一目了然。有些純粹得個講字,在不能平復情緒的情况下需要一個渠道去發洩。那些東西的性質如此,在大時代顯露無遺,陽光一照,就會退」。說着,有種篤定大氣。3

羅永生對當下香港反抗力量的紛亂狀態,可說為周保松的政治哲學想像,提供了最佳的政治經濟學註腳:從本土左翼出發的社會平等藍圖,最終卻被右翼民粹主義的洪流所淹沒,香港主體性的重塑被排外意識所掩蓋;反向運動致力促進社會自我保護,最終卻衍生出消極負面的力量。而這種歴史的弔詭和宿命,正是波蘭尼所提出的雙向運動的要旨:當鐘擺盪向了一個極端,它難免亦會大力地反彈往另一端;放任自由主義(廣義上包含羅永生筆下的掠奪殖民主義)所帶來的破壞,甚至對社會反抗力量造成了扭曲,反向運動反而形成更巨大的的破壞。在19301940年代所撰寫的《大轉變》,正是對法西斯主義和史太林主義等,一些在人類現代文明高峰期出現的極端思潮,進行異常深入的診斷和反思的產物。

波蘭尼: 挪來政治鴉片 掩飾躁動恐懼

對波蘭尼來說,十九世紀市場經濟長期積累的社會經濟矛盾,最終只能通過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告終。尤其在兩次大戰之間,部分國家如英美找到了社會民主的溫和道路,通過(如周保松所言的)福利國家化解市場經濟和社會的衝突;但在另一些國家如德國及俄羅斯,則面對國內外深重的社會經濟危機,最終卻只能不斷走上極端的民粹道路,法西斯主義和史太林主義正是市場失控造成的意外產物。當人民無法從放任自由主義取得滿足,遂只能轉向極端的宗教、種族和民族主義,通過排外情緒來渲洩積累的社會怨氣,藉挪來的政治鴉片掩飾躁動和恐慌,這才是波蘭尼忠告我們必須慎防的反向運動。

毫無疑問,在看似沒有逃生門的香港政經困局中,市民的無力和悲憤可能不斷強化,激進的右翼民粹主義可能不斷滋長反抗力量的紛亂狀態很可能不斷延續,反向運動甚至可能只會帶來消極負面的結果。但羅永生還是語重深長地告誡我們:「有些東西你覺得很關鍵,想改變它,若能改變就覺得世界進步了,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作一個短期之內要完成的事,完成不了,就非常挫敗,以至於覺得這些事其實都不值得做。若然如此,這種狀態其實都是距離剛開始時很無力的狀態不太遠這也是反映我們的歷史感不夠強。歷史的事,是一代一代人去做。」

沒有歷史感,是主體性缺乏的特徵,「凡是說一種集體的主體,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從何處來』這件事要有,沒有了,代與代之間是不接連的,大家像浮萍一樣,不會有太多事可以累積何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整天在死胡同中打圈?因為大家都以急事為先,對這些運動、口號、意識形態,沒有很坦誠地留下來,那就沒有歷史評價」,前人不補漏編織,後人亦只能在斷裂破碎間行進,「發生了的事,留低它吧,書寫它吧,討論它吧!這些就是反思」。即使是片言隻語,都是蘊涵意義的線索。4

1 參閱拙作《以銀為本:柒評香港的產業及人口政策》(2014)。另中文大學學者王紹光則著有《王紹光讀波蘭尼:大轉型與中國的大轉型》(2013),但王是來自內地的學者,內容也主要以中國內地為主。

2 李敏剛:「香港:未完成的自由主義?——讀周保松《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明報》,201483日。

3阿離:「栽植香港主體」,《明報》,201483日。

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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