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在日本參加國際社會學大會，有機會碰到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著名學者Beverly Silver，他和已故丈夫Giovanni Arrghi都是當代重要的社會學家，來自香港的許寶強和孔誥烽都是他們的門生。Silver 其中一個廣被應用的觀點，是區分所謂馬思克型(簡略而言，即工人主導)的社會運動(Marx type social movements)，以及波蘭尼型(即市場主導)的社會運動(Polanyi type social movements)。在全球化和工人運動江河日下的時代，波蘭尼的分析框架對左翼理論變得舉足輕重。

早於1944年出版的《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近年正愈來愈受到社會學者的重視。波蘭尼在書中提出「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的概念：即自我調節市場的運動(self-regulated market movement)，和由它所衍生的「反向運動」(counter movement)，成為理解市場經濟秩序百病叢生最有力的理論資源。在號稱全球最自由市場體系的香港，大概也有不少學者讀過波蘭尼；不過嚴謹地應用於分析香港的問題，則可說是絕無僅有。¹

波蘭尼：商品化促成「社會自我保護」

近70年前，波蘭尼在《大轉變》中早已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人不是商品。包括人、土地、環境…等一系列現時被普遍稱為「經濟資源」、「生產資料」的物種，在市場經濟出現之前的人類歴史中早已存在。它們容或具有各自存在的意義或價值，但就肯定並非為服務市場經濟而生存。百多年來，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市場經濟的大趨勢，正是一個不斷將人變成「人力資源」，將土地變成「土地資源」，將環境變成「環境資源」…的過程，逐步令地球上所有物種的功能單一化、價值平面化，就是服務於市場經濟的所謂供求定律，服務於經濟效率和成本效益的不斷提升，服務於資本主義利潤的最大化。

波蘭尼進一步指出，由於人和土地等根本不是商品，不可能按照所謂市場規律加以「運作」、「調配」又或「營運」，因此只能稱之為「虛擬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也就是通過精心設計的人為手段，將人和土地等「偽裝」、「掩飾」而成的商品。而在此一宏大的社會文化工程中，經濟學家所發揮的作用乃「居功至偉」，通過對自然科學修辭的挪用，莊嚴堂皇的研究假說、論證邏輯和數學模型，以至即近牛頓定律般的市場定律的「 發現」，經濟學家建構出一個盡皆由商品或市場打造的美麗新世界。

勉強將人和土地等通過商品化過程變成虛擬商品，市場經濟帶來的後果乃是災難性的，將對社會造成無可彌補的破壞。由此所必然衍生出來的反向運動，其立足點遂在於「社會自我保護」(self protection of society)，力圖阻止社會被市場經濟的無情力量所吞噬。因此不少人包括Beverly Silver，會把近年的反全球化運動視作反向運動的主要例證；但事實上，正如波蘭尼在《大轉變》提出的著名的金句：「放任自由主義是規劃出來的，但規劃卻不是(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was not)」，意指反向運動乃是自然自發的現象，並非由人蓄意為之的結果，因此具有極大的任意性和不確定性。它既有可能有力扭轉市場經濟的惡果，但亦可能造成意料之外更大的破壞。

自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亦開啟了本土商品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漫長過程。無論是回歸前後的官方主流論述，均有意無意把被割讓前的香港，描繪成一個人跡罕至的荒蕪小島(因此啟德一帶的宋代古蹟應該「被忘記」)；但在過去170多年，從新界原居民抗爭、省港大罷工、左派「反英抗暴」，到1960、1970年代萌芽的本土社會運動，皆無不時刻在提醒著我們，商品化過程必然對人、土地和自然造成破壞，而社會必然因而產生反彈，力圖修正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正常扭曲。而在2000年後不斷壯大的保育運動，從天星、皇后碼頭到喜帖街、菜園村，直至現時新界東北的爭議，皆可從反向運動的歴史角度進行分析。

周保松： 左翼對放任自由主義的修正

近期中大政治學者周保松的新書《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2014)，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嘗試打造他所稱的「左翼自由主義」，從而對走向極端的放任自由主義進行修正。有趣的是，周保松的出發點和波蘭尼異常接近，他首先提出所謂的自由市場並不能自足地存在，「市場的遊戲規則，由國家制訂，並由它以強制性法律保證其有效運作。私有財產制，以供求決定商品價格及工資水平，低稅率和少監管，都是制度的結果」(頁139-140)。

而正如李敏剛在其書評中指出，「這裏正是香港的形象在書中首次出現的地方。香港連續十九年被美國右翼智庫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但貧富懸殊嚴重，過百萬人活在貧窮線以下，因貧窮而沒有大部分的自由，是周保松帶出整個討論的引子(頁137、150)；緊接着，香港也被用來論證適度的社會福利開支，如十二年免費教育、收費低廉的公共醫療、公共房屋、綜援等，其實並不損害我們的自由，反而能令更多公民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活出更有意義的自由(頁166-167)…正因為這個對自由的理解，他才批評私有產權和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場所引發的巨大不平等，使貧窮者無法成為有尊嚴的公民、無法有效參與公共生活，是大大限制了他們的自由。這是他所揭櫫的左翼自由主義最核心、也最受爭議的論點。」

然而，周保松並不認為香港便是左翼自由主義的典範。李敏剛續說：「事實上，香港不單未有普選，公民自由的保障也不充分，社會保障度更遠未足夠。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義，其實也同時構成了一個對香港經驗重要的批判視角…自由的意義為放任市場論述——以及據說因放任市場而來的經濟繁榮所壟斷， 於是我們對自由的理解，往往只是市場上自由交易、互不干涉大家『搵食』、在資本泡沫中分一杯羹的自由。但周保松的左翼自由主義，卻正面挑戰這樣的社會想像：從重視個人自主這一道德標準來看，香港主流價值意識對自由的理解，其實有所偏差。」²

若借用波蘭尼的概念，則周保松提出的左翼自由主義論述及例證，正是致力修正放任自由主義反向運動的一種， 主觀願望是促進社會自我保護的正面效果。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周保松描繪一幅社會經濟重拾均衡的理想圖像，致力捍衛他所信奉的自由觀；但對波蘭尼來說，反向運動的表現卻往往出人意表，並非理性思考達致的邏輯結果。例如我們大可由此合理地推論，香港的自由論述將焦點放在市場，卻忽略了國家在其中的關鍵作用，因此往往無視它對紓緩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性；但如此一來，國家職能的正面效果被渲染，卻很可能為介入市場鳴鑼開道——令國家反而有藉口調控市場，反過來製造更多官商勾結的機會，從而進一步鞏固社會不平等——2012年梁振英夾著「全民皆樓」的政綱和高民望上台，難道不正是市民期望調控市場，所帶來更加不堪設想的後果嗎？

羅永生：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好處

同期我們還有嶺南大學學者羅永生的新書《殖民家國外》(2014)，則為反向運動提供了另一種社會學的詮釋。羅永生對狹隘的、香港式自由主義的批判，可說和周保松有異曲同工之處，而他強調此乃港英殖民統治所遺下的產物，並成功吸納了尤其是泛民主派的反抗力量。香港回歸前後「沒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實是虛擬而非實質。英政府在晚殖民的「虛擬自由主義計劃」，在不觸動港英權力基礎前提下施予香港人有表飾而無實權的自由；回歸後建築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虛擬自由，也一直被由中產主導的傳統泛民半假當真地收貨，令管治階層成功把反抗力量預先包納並將其力度消彌。

然而，正如羅永生在《明報》的訪問中指出，自2006年由八十後發起的保衛天星鐘樓、守護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的保育抗爭運動，標誌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範式轉移。「保育運動以廣義的文化作為一種社運和主體力量的資源，以往泛民只講利益分配，但反高鐵這些系列的社運，是說集體回憶，這些是什麼？它點燃了一種能量，不止是被動的懷舊，而是去問，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祖先…本土意識燃起的社運打開了香港主體性的缺口，掙脫虛擬自由主義的舊牢。然而洪水閘既開，有活水傾流，亦有泥沙冲淹：今非昔比的盲目『戀殖』，還有以我為尊的族群民粹，相繼爆發。」

訪問者阿離由此提出，面對洪流媾淹，羅永生依然清醒，他強調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絕對好處，當新力量出現，不等於能聚合真力，卻可能破壞公民社會的基礎，因此這種意識醒覺「需要提升，要有質的深化」。對近年爆出的民粹現象，羅永生一直鑑而辨之，「你要經歷考驗，行動好緊要。行動，大家一目了然。有些純粹得個講字，在不能平復情緒的情况下需要一個渠道去發洩。那些東西的性質如此，在大時代顯露無遺，陽光一照，就會退」。說着，有種篤定大氣。³

羅永生對當下香港反抗力量的紛亂狀態，可說為周保松的政治哲學想像，提供了最佳的政治經濟學註腳：從本土左翼出發的社會平等藍圖，最終卻被右翼民粹主義的洪流所淹沒，香港主體性的重塑被排外意識所掩蓋；反向運動致力促進社會自我保護，最終卻衍生出消極負面的力量。而這種歴史的弔詭和宿命，正是波蘭尼所提出的雙向運動的要旨：當鐘擺盪向了一個極端，它難免亦會大力地反彈往另一端；放任自由主義(廣義上包含羅永生筆下的掠奪殖民主義)所帶來的破壞，甚至對社會反抗力量造成了扭曲，反向運動反而形成更巨大的的破壞。在1930、1940年代所撰寫的《大轉變》，正是對法西斯主義和史太林主義等，一些在人類現代文明高峰期出現的極端思潮，進行異常深入的診斷和反思的產物。

波蘭尼： 挪來政治鴉片 掩飾躁動恐懼

對波蘭尼來說，十九世紀市場經濟長期積累的社會經濟矛盾，最終只能通過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告終。尤其在兩次大戰之間，部分國家如英美找到了社會民主的溫和道路，通過(如周保松所言的)福利國家化解市場經濟和社會的衝突；但在另一些國家如德國及俄羅斯，則面對國內外深重的社會經濟危機，最終卻只能不斷走上極端的民粹道路，法西斯主義和史太林主義正是市場失控造成的意外產物。當人民無法從放任自由主義取得滿足，遂只能轉向極端的宗教、種族和民族主義，通過排外情緒來渲洩積累的社會怨氣，藉挪來的政治鴉片掩飾躁動和恐慌，這才是波蘭尼忠告我們必須慎防的反向運動。

毫無疑問，在看似沒有逃生門的香港政經困局中，市民的無力和悲憤可能不斷強化，激進的右翼民粹主義可能不斷滋長，反抗力量的紛亂狀態很可能不斷延續，反向運動甚至可能只會帶來消極負面的結果。但羅永生還是語重深長地告誡我們：「有些東西你覺得很關鍵，想改變它，若能改變就覺得世界進步了，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作一個短期之內要完成的事，完成不了，就非常挫敗，以至於覺得這些事其實都不值得做。若然如此，這種狀態其實都是距離剛開始時很無力的狀態不太遠…這也是反映我們的歷史感不夠強。歷史的事，是一代一代人去做。」

沒有歷史感，是主體性缺乏的特徵，「凡是說一種集體的主體，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從何處來』這件事要有，沒有了，代與代之間是不接連的，大家像浮萍一樣，不會有太多事可以累積…何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整天在死胡同中打圈？因為大家都以急事為先，對這些運動、口號、意識形態，沒有很坦誠地留下來，那就沒有歷史評價」，前人不補漏編織，後人亦只能在斷裂破碎間行進，「發生了的事，留低它吧，書寫它吧，討論它吧！這些就是反思」。即使是片言隻語，都是蘊涵意義的線索。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