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好就在波特(Michael Porter)發表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後不久,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伊凡(Peter Evans)亦出版了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1995)一書,指出「發展型政體」能夠成功的主要因素,乃在於政體既能建立廣泛的社會經濟網絡(即embedded),但卻仍能保持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和自主性(即autonomy),得以充當擺平不同利益集團的公證角色。因此儘管管治體制與發展議程高度扣連,但卻不致淪為分贓工具,而經濟成果得以相對公平的分配,由此高速增長亦不對政治穩定構成危害。
然而,伊凡卻同時指出,「發展型政體」很可能只是出於歷史偶然,世界各地更加普遍存在「掠食型政體」(predatory state),管治體制的「干預之手」既無遠弗屆,統治者本身亦從中「上下其手」,參與瓜分各類公私經濟利益的「尋租行為」。由此政體不但存在廣泛的社會經濟網絡,甚至是與各種利益糾纏不清,同流合污,喪失僅有的超然和中立角色。如此不但社會經濟發展面臨僵局,一籌莫展,連帶政治亦只會陷入一片亂局。
掠奪型的「羣帶資本主義」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展型政體」的神話早已蕩然無存,東亞發展模式亦由天堂跌入地獄。其中尤以克魯曼(Paul Krugman)發揚光大的「羣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一詞,最能反映對此等管治體制的質疑。在過去深受尊崇的「東亞奇迹」背後,真實面貌乃是通過威權政府的專制統治,藉高壓手段榨取重要的經濟資源,然後高度選擇性地向個別行業和財團輸送,從而達至片面的、失衡的高增長假象。表面上,「發展型政體」與「掠食型政體」南轅北轍,代表了好與壞的管治體制的兩極;實際上,「發展型政體」與「掠食型政體」互為表裏,往往只是一個銅幣的兩面。
或許我們亦可換上另一角度,七、八十年代攀上頂峯的東亞經濟,基本上仍位處大規模生產、福特主義的工業時代,賺錢主要仍靠明碼實價的工業產品;但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中國大陸崛起後,卻冒現去工業化、產業空洞化、經濟虛擬化等趨勢,後福特主義、後工業時代開拓了新的掠奪空間。若套用哈維(David Harvey)的說法,則金融化、地產化和城市企業化等,皆成為新自由主義「掠奪型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嶄新手段,財雄勢大的財團只需通過財技、併購和市場炒作,已能將經濟泡沫不斷吹脹起來,然後將之包裝成所謂的「知識型經濟」。「發展型政體」既已隨工業時代過去,「羣帶資本主義」才是今天惟一的現實。
雖然理論上,「羣帶資本主義」只應伴隨著「干預型政策」而生,難以想像會和「不干預」的香港扣上半點關係;但是實際上,2014年3月《經濟學人》雜誌發表「羣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香港卻得到接近80分高據榜首,第二位的俄羅斯只得20分,第三位的馬來西亞只得18分。韋安仕(Stephen Vines)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撰文指出,香港人對於進佔各種全球排行榜(包括眾多無中生有的「全球經濟最自由城市」)均喜歡大呼小叫,但對今次名列前茅卻噤若寒蟬。
從「轉軌視角」到「接軌視角」
傑賽普(Bob Jessop)的太太岑艾玲是香港人,兩夫婦在新著 Towa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to Economics(2013)中,便以香港作為例子,拆解所謂「全球競爭力」論述的騙人神話。1997年由金融商貿界推出Hong Kong Advantage Report,移植哈佛大學管理學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的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打著「知識名牌」的權威性,所強調的是香港踏進後工業時期,產業應該通過政府的大力扶持,朝向高增值服務業轉型。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政府更大力投資於資訊科技和創意文化產業。在2004年前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均充斥著各類「提升競爭力」的措施,再加上商界、學界和媒體的吶喊助威,「提升競爭力」就更被打造成一個全民參與的政治運動。
可惜的是,這個由董班子一手打造的「競爭力」霸權論述,帶來的爭議總是遠較成效為大,甚至最終淪為財團分贓的遊戲。到了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沙士危機,以至其後董建華和梁錦松下台等突如其來的衝擊,中央政府推出了如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服務等多項「救港措施」。2005年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並於2006年建立自己的智經研究中心,儘管並沒有放棄早前的霸權論述,但卻逐漸將「競爭力」與「融合」邏輯地掛鈎。中央政策被描述成送給香港的「大禮」,抗拒融合則只會加速香港「邊緣化」,內地城市不再被描述成香港的「競爭對手」,反而可以攜手共創「合作雙贏」。大中華概念帶來的希望語言,取代了全球競爭的恐慌語言。
而2008年底推出《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就更進一步確立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的概念,致力帶動整個區域的產業升級,打造創新和高增值的產業羣聚,建構「區域創新系統」的嶄新霸權論述。由此「發展型政體」的主體不再是特區政府,而是珠三角各級政府的協作網絡,羣帶水平亦可望進一步大幅提升。原本屬於香港本身的「全球競爭力」,已不再建基於「一國兩制」下這個「亞洲國際都會」,而是建基於整個珠三角的經濟區域。「全球競爭力」就像「靚仔」、「靚女」這類「廢話」一樣,適用於描述迥異的處境和情況,說穿了,只是空洞無物的empty signifier而已。
被忘掉的 Porter 鑽石模型
或許我們倒應該試試反其道而行,回頭再看看波特的一手著作,原本是甚麼葫蘆賣甚麼藥?其實只要稍稍翻一翻書,便知「鑽石模型」(Diamond Model)乃是「競爭優勢論」的核心內容,箇中涉及的四個重點包括:一、生產要素的條件(例如人力資源);二、繁雜的消費需求;三、相關的配套及支援產業;以及四、具競爭性的企業經營環境及策略(後二者即前述的產業羣聚)。
極之顯而易見的是:在目前中港融合的大趨勢下,帶來眾多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的經濟活動,香港新一代除了做「sell屎」之外,還是只能做「sell屎」;自由行旅客一面倒搶購金飾和奶粉下,「繁雜的消費需求」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至於「相關的配套及支援產業」,亦因為地產霸權所造成的經營成本過高,急速地被淘汰或變得單一化;而「具競爭性的企業經營環境及策略」,眾所周知,隨著大集團壟斷的程度不斷提高,競爭環境根本已經無從說起。
現時重提原裝正版的「競爭優勢論」和「鑽石模型」,大概就只能道出香港的「絕望真相(inconvenient truth):我們過去二十年來一直信仰、膜拜的「全球競爭力」,假如不是停留在「廢話」的層次,而是要認真地加以審視的話,便會發現它在中港融合的趨勢下,早已被徹徹底底的消磨殆盡。當然,在「謊言治港」習以為常的今天,反正香港人都早已淪為「溫水煮蛙」,自然亦樂於陶醉在和暖舒適的大熔爐之中,繼續享受著「無知就是幸福」的自我良好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