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好就在波特（Michael Porter）發表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後不久，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伊凡（Peter Evans）亦出版了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1995）一書，指出「發展型政體」能夠成功的主要因素，乃在於政體既能建立廣泛的社會經濟網絡（即embedded），但卻仍能保持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和自主性（即autonomy），得以充當擺平不同利益集團的公證角色。因此儘管管治體制與發展議程高度扣連，但卻不致淪為分贓工具，而經濟成果得以相對公平的分配，由此高速增長亦不對政治穩定構成危害。
然而，伊凡卻同時指出，「發展型政體」很可能只是出於歷史偶然，世界各地更加普遍存在「掠食型政體」（predatory state），管治體制的「干預之手」既無遠弗屆，統治者本身亦從中「上下其手」，參與瓜分各類公私經濟利益的「尋租行為」。由此政體不但存在廣泛的社會經濟網絡，甚至是與各種利益糾纏不清，同流合污，喪失僅有的超然和中立角色。如此不但社會經濟發展面臨僵局，一籌莫展，連帶政治亦只會陷入一片亂局。
掠奪型的「羣帶資本主義」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展型政體」的神話早已蕩然無存，東亞發展模式亦由天堂跌入地獄。其中尤以克魯曼（Paul Krugman）發揚光大的「羣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一詞，最能反映對此等管治體制的質疑。在過去深受尊崇的「東亞奇迹」背後，真實面貌乃是通過威權政府的專制統治，藉高壓手段榨取重要的經濟資源，然後高度選擇性地向個別行業和財團輸送，從而達至片面的、失衡的高增長假象。表面上，「發展型政體」與「掠食型政體」南轅北轍，代表了好與壞的管治體制的兩極；實際上，「發展型政體」與「掠食型政體」互為表裏，往往只是一個銅幣的兩面。
或許我們亦可換上另一角度，七、八十年代攀上頂峯的東亞經濟，基本上仍位處大規模生產、福特主義的工業時代，賺錢主要仍靠明碼實價的工業產品；但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中國大陸崛起後，卻冒現去工業化、產業空洞化、經濟虛擬化等趨勢，後福特主義、後工業時代開拓了新的掠奪空間。若套用哈維（David Harvey）的說法，則金融化、地產化和城市企業化等，皆成為新自由主義「掠奪型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嶄新手段，財雄勢大的財團只需通過財技、併購和市場炒作，已能將經濟泡沫不斷吹脹起來，然後將之包裝成所謂的「知識型經濟」。「發展型政體」既已隨工業時代過去，「羣帶資本主義」才是今天惟一的現實。
雖然理論上，「羣帶資本主義」只應伴隨著「干預型政策」而生，難以想像會和「不干預」的香港扣上半點關係；但是實際上，2014年3月《經濟學人》雜誌發表「羣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香港卻得到接近80分高據榜首，第二位的俄羅斯只得20分，第三位的馬來西亞只得18分。韋安仕（Stephen Vines）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撰文指出，香港人對於進佔各種全球排行榜（包括眾多無中生有的「全球經濟最自由城市」）均喜歡大呼小叫，但對今次名列前茅卻噤若寒蟬。
從「轉軌視角」到「接軌視角」
傑賽普（Bob Jessop）的太太岑艾玲是香港人，兩夫婦在新著 Towards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to Economics（2013）中，便以香港作為例子，拆解所謂「全球競爭力」論述的騙人神話。1997年由金融商貿界推出Hong Kong Advantage Report，移植哈佛大學管理學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的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90），打著「知識名牌」的權威性，所強調的是香港踏進後工業時期，產業應該通過政府的大力扶持，朝向高增值服務業轉型。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政府更大力投資於資訊科技和創意文化產業。在2004年前每年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均充斥著各類「提升競爭力」的措施，再加上商界、學界和媒體的吶喊助威，「提升競爭力」就更被打造成一個全民參與的政治運動。
可惜的是，這個由董班子一手打造的「競爭力」霸權論述，帶來的爭議總是遠較成效為大，甚至最終淪為財團分贓的遊戲。到了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3年沙士危機，以至其後董建華和梁錦松下台等突如其來的衝擊，中央政府推出了如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服務等多項「救港措施」。2005年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並於2006年建立自己的智經研究中心，儘管並沒有放棄早前的霸權論述，但卻逐漸將「競爭力」與「融合」邏輯地掛鈎。中央政策被描述成送給香港的「大禮」，抗拒融合則只會加速香港「邊緣化」，內地城市不再被描述成香港的「競爭對手」，反而可以攜手共創「合作雙贏」。大中華概念帶來的希望語言，取代了全球競爭的恐慌語言。
而2008年底推出《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就更進一步確立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的概念，致力帶動整個區域的產業升級，打造創新和高增值的產業羣聚，建構「區域創新系統」的嶄新霸權論述。由此「發展型政體」的主體不再是特區政府，而是珠三角各級政府的協作網絡，羣帶水平亦可望進一步大幅提升。原本屬於香港本身的「全球競爭力」，已不再建基於「一國兩制」下這個「亞洲國際都會」，而是建基於整個珠三角的經濟區域。「全球競爭力」就像「靚仔」、「靚女」這類「廢話」一樣，適用於描述迥異的處境和情況，說穿了，只是空洞無物的empty signifier而已。
被忘掉的 Porter 鑽石模型
或許我們倒應該試試反其道而行，回頭再看看波特的一手著作，原本是甚麼葫蘆賣甚麼藥？其實只要稍稍翻一翻書，便知「鑽石模型」（Diamond Model）乃是「競爭優勢論」的核心內容，箇中涉及的四個重點包括：一、生產要素的條件（例如人力資源）；二、繁雜的消費需求；三、相關的配套及支援產業；以及四、具競爭性的企業經營環境及策略（後二者即前述的產業羣聚）。
極之顯而易見的是：在目前中港融合的大趨勢下，帶來眾多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的經濟活動，香港新一代除了做「sell屎」之外，還是只能做「sell屎」；自由行旅客一面倒搶購金飾和奶粉下，「繁雜的消費需求」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至於「相關的配套及支援產業」，亦因為地產霸權所造成的經營成本過高，急速地被淘汰或變得單一化；而「具競爭性的企業經營環境及策略」，眾所周知，隨著大集團壟斷的程度不斷提高，競爭環境根本已經無從說起。
現時重提原裝正版的「競爭優勢論」和「鑽石模型」，大概就只能道出香港的「絕望真相（inconvenient truth）：我們過去二十年來一直信仰、膜拜的「全球競爭力」，假如不是停留在「廢話」的層次，而是要認真地加以審視的話，便會發現它在中港融合的趨勢下，早已被徹徹底底的消磨殆盡。當然，在「謊言治港」習以為常的今天，反正香港人都早已淪為「溫水煮蛙」，自然亦樂於陶醉在和暖舒適的大熔爐之中，繼續享受著「無知就是幸福」的自我良好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