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
最近到強國走了一圈，年輕的汪洋在十八大落選常委，卻換來習總走馬上任旋風訪問廣東，延續鄧小平南巡的一貫傳統。然後汪洋北上當京官去了，省委書記換上更 年輕的「小胡」——胡錦濤嫡系的胡春華，就更令人憧憬廣東作為「改革的排頭兵」，可以延續過往數年民間社會開放寬鬆的氣氛。
國內大家都在熱讀／熱話的書，名叫《舊制度與大革命》，據說是十八大之後，最高領導層推薦大家看的。不過那已是160年前托克維爾的舊作，探討法國大革命 爆發的社會基礎。路易十六大興土木、經濟急速增長，恰恰亦是矛盾最尖銳、民怨最強烈、一發不可收拾的年代。鑑古知今，中央領導人一貫的思考模式。
國內的朋友評說，這本書的描述和現時內地情況不太相似。十八世紀的法國仍是農業社會，還未踏入現代化的門檻；當代強國雖有八億農民，但已經是工業大國、世界工廠，問題主要出在城市工人而非農民身上。言猶在耳，便得悉廣州環衛工人罷工，城中閙得熱烘烘的。
對此我倒有不太一樣的意見，雖知這本書乃寫於1856年，正是第二帝國急速工業化的年代。托克維爾開宗明義提出的詰問，是為何舊皇朝的一切封建官僚惡習， 在數十年後乃悉數保存下來？為什麼封建地主的政治習性，在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後仍變本加厲？鑑古知今，其實同樣是作者的終極關懷。
有趣的是，書中亦有不少篇幅討中央地區關係。隨著貴族體制的沒落，中央官僚專制力量的伸延，只有少數地區勉強維持議會自治。這些省份把大量地方財政用於搭 橋修路，試圖搶佔新興的全國市場。但在沒有民主選舉之下，地方議會卻淪為特權階級分贓的場地。「人們常常花費金錢使通向城堡的道路更舒適，卻不用來使市鎮 或村莊的入口更方便。」
巴黎現代之都
筆者最近倒是在看另一本關於第二帝國的書——大衛哈維的《巴黎：現代之都》。在雨果的小說和電影《孤星淚》中，曲折狹窄的街道化成巴黎民眾的戰 場，1832年的六月起義無聲無息地結束。革命種子在十多年後的1848年發酵，最後卻以路易拿破崙奪權和稱帝告終，並在1853年採納奧斯曼的方案，將 巴黎的舊區移平、換上筆直的林蔭大道，既將工人階級驅趕至偏遠的郊區，亦方便調動軍隊控制市區的群眾。在1850至1870年期間，法國鐵路總里程亦由不 足2000公里，大幅提升至逾17000公里。
奧斯曼所推動的巴黎空間全面改造，乃是歴史上首次通過城市化和大型基建，吸納過剩的資本與勞動力，化解政治經濟危機的嘗試——儘管它只是將危機拖延而非解 決。一點也不誇張地說，這正是百多年來蔓延全球的地產霸權的起點。1850年代的巴黎、1950和2000年代的美國、1990年代的東亞，不同模式的地 產霸權，均經常被哈維並列對照。
追本溯源，巴黎房地產炒賣已有很長的歴史，某程度上，1848年革命亦有反抗地主階級的意味；但當奧斯曼對巴黎進行空間重整，則意味著房地產業的全面改造 和革新。就正如哈維所概括的：「巴黎要得到改造，資本便得動員起來，不僅限於賣買，而是涉及拆毁、重建，以及配合長遠集體需要的城市空間管理——這顯然並 不利於傳統地主階級的狹隘利益，它只鼓勵資本主義的土地物業產權。」為此國家一方面直接介入大規模基建項目，另一方面亦作為土地的提供者，與一少撮大型金 融及地產資本結成聯盟，通過金融與地產市場的投機來刺激房價回升。好像左拉在《La Curée》 (1871)中描述：「就正如股份和股票的投機，新的街道也被炒賣。」
然而，由此第二帝國和奧斯曼亦陷入地產霸權的泥沼，不能自拔。為了支持龐大的土地基建開支，同時不用提高稅務負擔，第二帝國採取了借貸的「積極財政政 策」，並有賴與金融資本的緊密合作，藉此吸納市場上過剩的資金和勞動力，提供刺激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而為工人階級提供大量建築就業機會，則成為第二帝國 爭取民心的主要工具。這實際上正是八十年後凱恩斯經濟模式的先驅。然而問題亦同樣在於，當基建工程一旦緩慢下來，則國家的還貸能力和工人就業問題便即時呈 現；通過中央集權方式大力推動的房地產業，亦造成利益分配的高度不平均，拆遷重建亦觸及不少的既得利益。凡此種種，皆為眩目的經濟繁華種下急速衰敗的禍根。
香港鐵路，為誰建造？
尤記得以往曾澍基教授提出「困籠經濟」，指資金工種大量北移，香港則面臨產業空洞化的危機；現在則恰巧形勢逆轉，2003年後強國雄厚的消費力大舉南下， 從數千萬的豪宅到數鑵奶粉，通通有殺錯、冇放過。最近披露蓮塘口岸的文件，又再驚爆港府早已假設到2030年，深圳居民可免簽證來港。試問香港如此狹小的 市場（從住宅、鋪位到醫院床位、學位…），又如何承托十三億人民的消費厚望？
從特區政府來說，同城化的「政治意圖」固堪玩味，但鞏固階級特權的「利益動機」卻更鮮明。施政報告中的新界東北、洪水橋、邊境禁區以至元朗南、錦上路、東 涌新市鎮…涉及中港融合成分的固然有五成，但涉及區內新舊地主的暴利潛力、鏟除在地弱勢住民則有十成！套用哈維的核心概念，可稱之為「掠奪性的資本累積」。環顧三任特首施政，說穿了皆只能借助金融地產炒賣，「打腫著臉充濶佬」；唯一分別只在於：繼續吹大泡沫，還是不慎將泡沫弄破。妄想以市場方式解決住 屋問題？不如改由四叔當特首好了。
哈維曾經提及類似「摩廈詛咒」的理論：當一些高聳宏偉大樓落成之日，便是所處城市經濟破產之時（想想1930年的紐約帝國大廈、1997年吉隆坡雙子塔、 2010年杜拜全球最高的哈利法塔…）。這種關聯看似「丁蟹效應」般荒謬，但其實蘊含了地產霸權的重大玄機：從地產開發到投入市場往往需時極長，短期 市場供應的彈性則極低，因此它注定是投機性的行業，囤積空置則是必須的步驟。與層壓式推銷如出一轍（Ponzi scheme正是哈維常用的名詞），當大量資金被吸引進來後，造出令人驚歎的摩天大樓，往往已是這場遊戲終局之時。
而在此一過程中，基建運輸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花費龐大的公共開支，總是以公眾利益作包裝，但最終受惠的卻唯有土地擁有者。特區政府看似需要土地 收益支撐庫房，但巨額收入最終還不是通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回饋挖岩洞、人工島的開發成本之上？再看鐵路發展策略檢討，「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北環 線」固難說是否合乎營運效益，也不問為港人帶來多少發展機遇，但沿線新舊地主首先得益，內資可繼續大舉南下炒賣，則是不爭的事實。
優勢產業，誰的優勢？
不無荒旦的是，160年前巴黎的建築工人，儘管買不起親手興建的豪宅，卻對米飯班主奧斯曼愛護有加。地產霸權迷人之處，正在於能帶動一大串產業，營造出歌舞昇平的浮華景象。問題是一輪大興土木過後，是否被迫繼續開發新的項目？只能在地產泡沫之上，吹起更大的地產泡沫？
因此地產霸權勢不可擋、十大建設如火如荼之際，前朝還是拋出所謂六大產業，反倒新一屆政府不見如此「大有為」。自不待言，所謂優勢產業只是一面旗幟，不見 有任何實質內容，唯一路人皆見的活化工廈，不又是回到土地擁有者利益之上！無疑規劃上如有較合理的佈局，紓緩尤其是新界北的經濟和就業困厄，本是應有之 義，但問題是每當出台新的產業政策，卻依舊盡向議會功能特權階級傾斜。環保園門檻極高令中小企業卻步，環保產業仍在自生自滅；醫療產業令原已不足的醫生更 加供不應求，讓醫生更肆無忌憚地攫取壟斷租值，但整體產業的容量沒有提升，反而質素不住下跌……
問題顯然更在於，六大優勢產業的根本思路，主要是從中港融合的角度出發，讓香港的服務業「走出去」，但對本土經濟特別是就業的潛在貢獻，卻是空白一片。如此產業政策不但無助本土發展，反會加速資金人才外流，香港服務業盡變成「前海服務業」。
假如中港融合只是純粹市場經濟的作用，這原來是沒有什麼可爭議的，但一旦動用公共資源推動，那便涉及政策干預和導向的問題，很容易變成分餅而不是造餅的遊戲。
那些信奉「無形之手」的經濟學家，皆深明大集團最擅長影響決策過程，其實在強行製造僵化的政策界限，甚至不惜把原來的中小企趕絕，自上而下將原有社區和經 濟活動剷除，從而獨享單一的壟斷特權，擄取極為豐厚的租值回報——這到底是所謂自由市場典範，抑或第二帝國官僚專制統治呢？
猶記得我在《八十前後》一書中曾提出過，百多人前戊戍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亦淪為內地來港購物的自由客，這裡沒有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空間，但有民間社會和思想的自由空間。現在大陸已不太需要香港資金，甚至不太需要香港的技術了，但那裡仍缺乏類近香港的民間社會、成熟發達的公共空間、不亢不卑的社會運 動。除了避免香港陷入同城化危機，我們其實也可主動將內地同化；除了問北上發展還有什麼商機，也更可問問廣東民間社會有什麼發展空間，兩地社會運動是否亦 將一體化——當一小時生活圈無可避免地出現之後，將會較百多年前保皇黨活動更為方便。